把内地的稿酬捐了！
这句话说起来轻飘飘的，实际却代表了许多钱！
张俪下意识就说：“余哥哥，这是几十万呢，真捐啦！”
陈小旭托着腮，立刻附和起来：“是现在的，还是未来几年的，还是十年二十年的？”
“以十年为单位吧，暂时都捐了。”
她们俩吓了一跳，彼此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担忧。
这都是我余哥哥的钱！再怎么多，也不能够嫌多啊！
余切见状，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捐稿酬：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的稿酬早已突破《暂行规定》，顶格稿酬应当是20块钱千字，《十月》和《人民文学》知道我海外稿酬高，给我提到了三十块钱，甚至四十块钱，但也远远不够。”
“哪怕提到八十块钱又怎么样？难道能和美国、日本相比？不如拿去捐了，对我来说无关痛痒。”
“另一方面呢？”陈小旭问。
“另一方面，这钱不是甩给别人，再也看不到了，而是成立个基金会，今后再有捐助方面的事宜，就直接从这上面支取。”
像路不宣这事儿，放在三十年后很容易解决，哪里需要余切亲自出面！找个由头给他捐一笔定制的“奖学金”就行了。
譬如，要求是某某省籍贯人士，要求是中文系的，要求家里具备什么条件，要求大学成绩达到了排名的前多少……这都是很容易解决的。
其实，这已相当于个人来组织的慈善基金。历史上到04年，才有江浙的美籍商人申办牌照成功，拿到了“001”号的基金会证书，前后大概注资两百万（04年）。此后个人名义、公司名义的基金申办蔚然成风。因为《基金会管理条例》办法也是04年才出来的。
但是，这八十年代虽无《条例》，却反而更容易搞起来。只需要关键的几个人物点头就好。
没有条例，可以为余切造一个条例。
张俪和陈小旭都学过经济，知道“基金会”在国外不是个新玩意儿。余切一番解释下来，她们明白了，这钱仍然是自己的，管理人员、捐助项目全由自己决定。
不过，她俩还是有些纳闷。目前所有慈善基金都是公办的，好像搞得也很不错。“春雨行动”就是妇联旗下的“儿童少年基金会”操办，名头都传到国外去了。
余切和他们合作的很好嘛，为什么偏要自己来搞。
余切解释了：“因为这样方便。燕大的贫困生吃不上排骨，这是区区一件小事情，没有哪个公办基金愿意来帮忙的，我当时忙里忙外，还要照顾到院里院外很多影响……不如成立个基金会，让给我信任的人来做。”
真要办起来了，余切还能信任谁啊！那自然是她俩。
张俪和陈小旭一听，似乎这钱还有留在余家的希望，顿时大喜过望：办基金会好，办基金会真是太好了！
——
翌日，余切就到建国门东路，询问是否能办个人基金。
接待他的是陈芸，陈芸是个宝岛人嘛，她以为不算啥大事儿，满口答应了：“我来替你申请！”
结果陈芸很快满头大汗，发觉这件事情不容易。
内地连公办的慈善基金会都才刚出现不久，哪里有办私人慈善基金的？儿基会来了个管事儿的，这人说：“内地这边没有先例。余老师，我想来想去，你可以把基金会注册在港地，找个你信得过的人，以代理人的名义来联络，专款专用……我相信是有机会的。”
陈芸也道：“之前泰国的饮料大王来华投资，也捐了一笔钱，不就是余老师你促成的吗？他几句话就让上面通过了。”
这陈芸还真是个人才！不愧是林一夫的老婆。
她知道得找华侨，得找洋人来办。
但余切却不愿意，他很不通情理的嚷嚷道：“我是如假包换的川省万县人，我不想找什么港商，我如今赚了钱，回馈社会，到底有什么不行的？”
整个大堂的人都被这一声嚷嚷吸引过来，陈芸担心又闹出什么新闻，只好把余切拉进来促膝长谈一番。
当然谈不拢了。
“余老师，你为什么要搞个人基金？”
“方便嘛。”
“我们没这样的先例啊！”
“你们马上就会有的。”
“这个事情要走流程，我说实话，我决定不了。”
“那你别决定了，我直接去见你们领导，怎么样？”
……
两小时后，余切离开建国门东路，这大堂里面的人议论纷纷，怕是马上就有小道消息要流传了。
果然，下午艾风就来燕大找到余切。
艾风是《经济日报》的大记者，采访过诸多政、企人士，上层关系很深。
他笑道：“余老师又有什么名堂要搞？”
余切和他说了燕大发生的这些事儿。又道：“个人基金会就起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慈善项目，时间窗口很短，资助对象也很少，却不好不做。有能力的话，最好做一下。”
“你讲得对！”艾风递给余切一根烟。
“我不抽。”
“唉，作家不抽烟，就像是市场经济却不许讲资本增值，当然可以，就是有点奇怪。”
余切哈哈大笑。
艾风是个“市场派”。他在“市场”上走得很深，譬如他觉得国企可以把闲置资金用于资本运营——比如投资民企，拿去给产业资本放贷等等。
这些观点比余教授的想法要大逆不道得多。
85年，艾风写了一篇反映收入分配的激励文章《面对生活不等式》，鼓励人们正确看待“不等式”的问题。这是一篇鸡汤性质的通讯文章，他早已观察到富人开始变得很富裕了这一现象。
“好，好！”艾风道，“我正要写分配方面的文章，我以为你就做了一个好表率！有钱了，就要做好事，不要等社会来逼你做好事。”
接下来的几天，余切只管等待。
因《朝闻道》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余切拿了一笔稿酬，这篇全文十多万字，王濛力排众议，按照四十块钱每千字价格来结算的，于是余切的稿酬高达六千多元。
这高吗？
高，也不高。
王濛打电话和余切道歉：“我们远远比不过国外的稿酬，只是别人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如福门托奖的奖金，那可是五万美金！真是对不住！”
作为文学界的goat，王濛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这两年变化十分大。自余切在宝岛《联合文学》拿到四万六千美金的天价稿酬后，作家纷纷走向海外，接着被海外的稿酬震惊得瞠目结舌。
新一轮的稿酬变革开始了。
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这些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系的作家们，用很短的时间搞清楚了“合同，版税，代理，佣金”这些东西，变得相当精明。
他们一下子意识到，曾经计划经济年代的稿酬体系，对他们这些成名作家而言很不利。和吃大锅饭一样，就算你做到了大作家，了不起二十块钱每千字，而一个厉害一些的文学系新生，他也能拿六到二十块钱，没有区别。
而且因各种原因，稿酬和意识形态相关，总是呈现钟摆一样的巨大震荡。
写长篇《李自成》的姚雪银，他第一卷46万字，写成于1963年，拿了两万块钱稿酬；第二卷八十万字，发生在七十年代，出了稿酬方面的“限薪令”，他竟没有稿酬，只得到生活补助270元。
搞笑的是，他爱人帮他的打字，反而拿到了350块钱的报酬。
出版社实在是觉得姚雪银太惨了，送了他许多套样书作为报酬——不多不少，正好250套！
然后姚雪银就崩溃了：我每个月只有四十块钱的基本工资，又无稿酬，让哥们怎么写下去？
当八十年代，稿酬又一次从转向另一端的时候，姚雪银就开始疯狂写了，作家二月河批评姚雪银“给李自成加了太多戏”，“过分拔高了这个人”。
“不知为何，他简直要把李自成写成完美无缺的领袖。”
这有可能是姚雪银的个人喜好，也可能是因为新的稿酬制度出来了，姚雪银为了水文，就猛吹李自成了起来。
王濛谈到现在办杂志的困难。
“原先我们没有文章可以刊登，老作家不敢写，年轻人不会写；现在我们的文章太多，作家太多，但最好的作家还是稀缺……大家为了争夺这些人，拼命的涨稿酬！结果没想到，外面的狼来了！”
余切道：“你把《人民文学》发到宝岛和港地，发到欧美的华人社区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你来做文化部长好了！”
余切显然是开玩笑的，王濛也知道。他大倒苦水：“总之，我们向海外看齐，真给不起；又不敢按照《暂行规定》的文件执行……我知道，作家们的心里有怨言，我们也很不好做，只能尽力为他们争取津贴。”
这是当然了。
汪曾祺嫌弃稿酬低，他都“骂娘”了，发誓不和《大公报》合作，难道你要等着余切也来骂娘吗？
余切透露出自己今后要把内地稿酬都捐了。
不过，他没有谈到个人基金这个事情。
王濛大吃一惊，却又非常高兴。他是知道余切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的，85年余切在日本演讲，一场节目下来就拿了四万块钱采访费，这是内地多少杂志总编坐牢都不敢开的稿酬。
这两年在海外的版税，余切不知道拿了多少。他早不在乎内地稿酬了。
捐出去反而都开心了！
王濛大喜过望：“你这是学了巴老？他一年也要捐去十五万呢，干得好！这样，我们敢于给你发更高稿酬，因为你要拿去捐了嘛！又不用怕，其他人会索取这么高的稿酬，因为他们不会拿去捐。”
11号，艾风在《经济日报》上详细写了他针对余切的采访，在上层引起了一些轰动。他将燕大的食堂赞助讲述为弥补分配不均的良药，写的情真意切，仿佛理想王国那样完美。
余切前往决赛圈桥牌局打牌，被乔公问到此事：“我在报纸上看到你这篇文章，我记得是你来搞的。你觉得这个可以大规模推行吗？”
“不可能。”余切实话实说，“这对我们来说太超前了。”
乔公满意的点头。
打牌的还有个聂伟平。他一般是不参与讨论的，听到小余要捐钱，也忍不住问：
“西方也在做个人慈善基金，难道中国不能大规模试行吗？我们是不是能弯道超车？”
余切稍微严肃了一点，正色道：“我个人以为，可以让一些有远见的人自己来申请；但绝不能由政府来推广和实行，这可能引发信任危机。”
老聂听不懂这个，只是看到余切很严肃，他一摸后脑勺尬笑道：“兄弟说笑了，你莫太在意了。”
接着，乔公又问：“那你为什么要办个人慈善基金？你也可以学沈老先生（茅盾），把稿酬捐了嘛，拿去办余切文学奖嘛，为啥子整的这么复杂？”
“那是我死了后，或者快要死了才去做的事情。我能保证，我完全是出于好心才这么办的。”
“我当然相信你。”乔公道。
此后没有再讨论这些事情，大家默契打牌。不到一星期，余切就收到可以搞个人慈善基金的批示。
有这个条子就很好办事了。
接下来无非是一些程序：设立办公场所，聘请专职人员，组建理事会，草拟章程等等。
这要等余切从西班牙回来后再弄完。他让张俪先帮忙起个头，陈小旭来帮忙。
张俪很激动：她一直有从商的想法，这个基金会的筹备，就像是从商的一次预演。基金会的运作只靠余切的内地稿酬还不够，倘若她能保持收支的基本均衡，甚至再盈利一些，她就算得上会做生意了。
中国当真没有个人名义的慈善基金会吗？
当然不可能了。
但这一基金会仍然是“群团”组织，属于事业单位的一种，理事会成员都是主要领导，也受中央编办管理。
“无论如何，搞一个民间的个人基金会，我们这就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万事开头难！”余切道。
当下许多事情都是摸索着来。到底要如何做下去，其实连余切也不是样样都明白。
张俪自己把这当做大事来办，可她现在的身体情况，不太允许她又要读书，又要办基金会。
她只能让陈小旭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