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谈判，盛闻带来完整估值报告。
工作室的品牌价值、沈砚未来三年艺人收入、项目开发权、签约新人和潜在数据服务，被分别折算成数字。报告最后给出一点八亿元合理、最高可上浮至两亿元的结论。
投资经理问沈砚有什么意见。
沈砚把一枚硬币放在桌上。
“一块钱。”
对面三个人同时皱眉。
“沈先生，谈判需要基本诚意。”
“这是我的报价。”
沈砚不是把工作室说得一文不值。
他将那份估值报告翻到“创始人持续绑定”一页。盛闻把他未来三年的劳动、声誉和不能离开的义务都算进资产，却只用一个笼统的创始人价值表示。换句话说，对方购买的不是今天的公司，而是未来三年不能退出、不能失控、不能公开反对控股股东的沈砚。
“股权一块钱。”他说，“剩下的钱，逐项写清你们买什么。”
办公场地、设备、已形成的项目权益，可以评估。
员工期权和未来薪酬，应直接进入员工方案，不能算作给创始人的溢价。
沈砚未来参演、导演或宣传的每个项目，应单独签约，不能用控股交易一次买断。
测试档案、求助资料和他人授权内容，不出售。
盛闻最想要的“规则品牌”，也必须说明授权范围、期限与退出条件。
投资经理听明白了。
一块钱不是羞辱，是拆价。
财务负责人按这个逻辑重新计算。办公资产和现有项目权益估值不到两千万元，现金与应收款有明确数字，真正撑起两亿元的，是沈砚未来收入、规则品牌与数据服务想象。
其中，数据服务甚至从未获得董事会批准。工作室只为自身项目建设测试系统，没有承诺将演员反馈做成对外出售的产品。估值报告把“未来可能赚钱”提前写成资产，也把尚未同意的商业方向变成了收购理由。
只要盛闻坚持两亿元整体估值，就能用一个大数字遮住每项权利的价格；一旦拆开，哪些钱是买资产，哪些钱是买沉默，哪些钱是买别人没有授权出售的数据，都会显出来。
“那你愿意出售百分之五十一吗？”对方问。
“如果控制权也拆开。”
“控股必须有控股权。”
“财务监督可以，人事提名可以，重大投资表决可以。涉及事实更正、求助者权益和本人表达，不能由你们一票否决。”
盛闻法务指出，这会造成公司治理冲突。若工作室公开内容损害股东利益，控股股东却无权阻止，投资无法成立。
赵律师提出建立受限事项清单。
商业广告、预算、采购和普通公关服从董事会；涉及已核验证据的更正、依法维权和独立组织资料，由专门合规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不保证沈砚永远正确，也不允许盛闻只因难看就压下事实。
谈判第一次进入具体条款。
盛闻愿意把互助会排除在交易之外，也同意测试档案只提供合规统计。但它拒绝拆分沈砚的三年绑定，认为没有核心人物承诺，两亿元估值根本不存在。
它提出每年支付固定创始人服务费，并附带竞业限制：沈砚不得在离职后两年内参与同类制作、选角或艺人服务项目。沈砚看完只问，同类业务是否包括以个人身份拍戏、为朋友看合同和参加互助会。
盛闻无法给出明确边界，只说届时按商业影响判断。
一个边界由投资人事后判断的竞业条款，等于把他离开后的职业也提前装进交易。
沈砚把硬币往前推了一点。
“所以股权就值一块。”
“你们剩下的钱，是买我三年不走。”
“那叫劳务，不叫公司价值。”
投资经理看着那枚硬币，忽然问：“如果我们同意拆价，你还有什么条件？”
沈砚说：“有。”
“公开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