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罗夏尔喝完那杯井水的消息，在第二天早晨，几乎成了所有报纸的头条。
其中以《高卢人报》，的报道最为煽情，最为“正面”：《以生命捍卫科学的壮举》。
【……罗夏尔教授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赌注，只为证明一个医学真理：
霍乱，是通过瘴气而非水传播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牺牲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科学勇气？
罗夏尔教授选择站在阳光下，用最直接、最无畏的方式检验真理。
根据瘴气理论，他只是喝了一杯水，并未吸入“肮脏空气”，理应平安。
但我们知道，无论结果如何，罗夏尔教授已经赢得了所有巴黎人的尊敬！】
《高卢人报》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举着报纸激动地讨论：
“罗夏尔教授真喝了？”
“喝了！我邻居的侄子当时在场，亲眼看到的！”
“我的上帝，那是霍乱井水啊！”
“罗夏尔教授说了，霍乱不通过水传播，所以没事。”
“可万一……”
“没有万一！罗夏尔教授是医学权威，他敢喝，就证明他有把握！”
圣日耳曼大道的沙龙里，贵妇们也在谈论：
“罗夏尔教授太勇敢了。”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索雷尔很好，但他只是个作家，还那么年轻。”
“我听说他的方法根本没用，那些工人还在死，霍乱还在传播。”
“当然没用。放血和灌肠用了两千年，怎么可能错？”
“你说得我现在就想灌肠了。”
“是吗？我来帮你调制灌肠液。”
“我要多一点牛奶，最好再加一点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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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在继续，但舆论的天平开始倾斜。
《高卢人报》之后，《时代报》《费加罗报报》《辩论报》……
几乎所有精英报纸都开始跟进报道，盛赞罗夏尔的“牺牲精神”。
《时代报》用“真正的英雄”称呼朱尔·罗夏尔——
【在这个哗众取宠的时代，有人用生命作秀，有人用生命捍卫真理。
索雷尔进入公寓，收获的是赞美诗；罗夏尔教授喝下井水，赌上的是自己的健康和名誉。
前者是表演，后者是奉献。我们呼吁巴黎人民看清两者的区别！
谁才是真正的英雄？答案不言而喻。】
《费加罗报》则刊登了对巴黎医学院其他教授的采访。
埃米尔·德凯纳教授说：“罗夏尔的举动是医学史上最勇敢的行为之一。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科学家敢于用生命检验理论。”
费尔迪南·德洛内教授说：“这杯水喝下去，喝掉的是对‘细菌理论’的盲目迷信，喝出的是对两千年医学传统的坚定信心。”
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的报纸，也开始转向。
《新闻报》在第二版发文：《我们需要更多罗夏尔，更少索雷尔》。
【巴黎正在经历一场霍乱，也正在经历一场思想瘟疫。
所谓的“细菌理论”，就像霍乱一样在巴黎蔓延，让人们对医学失去信心，让病人拒绝治疗。
而罗夏尔教授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传统医学没有错，错的是那些质疑它的人。
我们需要更多像罗夏尔教授这样的医生，用勇气和奉献捍卫科学；
我们需要更少像索雷尔先生这样的外行，用臆想和表演扰乱秩序。】
只有《小巴黎人报》《公民报》《解放报》这些平民报纸，还在为莱昂纳尔说话。
而这一切，身在阿尔勒街17号里的莱昂纳尔并不知道。
不仅是因为买不到报纸，更是因为他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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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勒街17号内部，时间仿佛变成了另一种流速。
自从巴斯德实验室的五名助手进入公寓后，这里的运行进入了新的阶段。
领头的助手叫安德烈·米肖，是巴斯德最得意的学生，带领着同事们一时间就进入工作状态。
从那天起，公寓的卫生管理进入了更为“科学化”阶段。
每天早晨六点，他们会检查所有饮用水样本，用显微镜观察是否有“亚洲霍乱螺旋菌”。
然后去各个楼层采集病人的排泄物样本，编号、记录时间、病人姓名、症状严重程度。
采集完样本，他们回到临时实验室——一个腾空的储藏间——进行培养和观察。
下午，他们继续工作，同时监督这里的公共卫生。
安德烈·米肖还设计了一套比莱昂纳尔还严格的消毒流程。
所有病人的排泄物必须用带盖的木桶收集，桶内预先铺一层生石灰。
收集后，再加入生石灰搅拌，静置两小时，然后埋入后院深坑。
所有餐具必须用沸水煮十分钟；病人的床单、衣物必须用漂白粉溶液浸泡，然后晾晒。
所有人，无论健康与否，每天必须用肥皂洗手多次：饭前，便后，睡前。
贝尔特女士成了最严格的监督员，她挨家挨户检查，发现谁没用肥皂洗手，就大声呵斥。
“想活就洗手！不想活就继续脏着！”
孩子们害怕她，大人们尊敬她。渐渐地，“洗手”成了公寓里的习惯。
加上充足的物资供应，公寓的秩序井井有条，病人也陆续康复。
三楼的让娜，曾经拉到脱水，瘦得像一副骨架，现在能坐着吃面包了，脸上开始有血色。
五楼的马塞尔，曾经昏迷了两天，现在也醒过来了，虽然还很虚弱，但能下床行走了。
……
从现在起，这里的人们，不再害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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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公寓之外的世界，对这场霍乱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国国界。
德国，慕尼黑，六十六岁的卫生学权威马克斯·冯·佩滕科费尔正拿着报纸，眉头紧锁。
他是坚定的“瘴气论”者，坚信霍乱是土壤、气候和空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微生物无关。
1883年，罗伯特·科赫从埃及带回“亚洲霍乱螺旋菌”，声称发现了霍乱的病原体。
但佩滕科费尔对此嗤之以鼻：“细菌？如果细菌能导致霍乱，那我把它喝下去也应该得病！”
现在，他看到法国报纸上关于朱尔·罗夏尔的报道，眼睛都亮了。
第二天，《南德意志报》就刊登了佩滕科费尔的文章：《向巴黎的勇士致敬》。
【近日，巴黎医学院的朱尔·罗夏尔教授做出了医学史上最勇敢的举动：
他喝下霍乱疫区的井水，用自己的生命检验“细菌理论”与“瘴气理论”孰对孰错。
这一举动值得所有真正的科学家致敬。
……
我呼吁德国医学界团结起来，支持罗夏尔教授，支持真正的科学。
瘴气理论已经服务人类两千年，不会因为几个培养皿就被推翻。】
佩滕科费尔的文章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德国医学界的主流本来就相信瘴气理论。
科赫的发现虽然重要，但很多教授认为那只是“有趣的观察”，不足以推翻传统理论。
德国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间，朱尔·罗夏尔的名字传遍了德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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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的办公室，内政大臣的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来自驻巴黎大使馆，一份来自帝国的公共卫生部。
前者详细描述了巴黎霍乱的情况，后者分析了巴黎的防疫措施，
英国人对巴黎霍乱十分关注，所有从法国来的旅客，都要接受检查才能入境。
莱昂纳尔引用了英国医生约翰·斯诺的案例，让英国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优越感——
看，法国人还在争论的问题，我们英国人三十五年前就解决了。
但英国医学界的主流同样仍然相信“环境空气是霍乱媒介”，哪怕约翰·斯诺的措施很有用。
内政大臣经过仔细的考量，决定通知所有报纸，不要转载巴斯德的论文，节选也不行。
他担心巴斯德的发现与索雷尔的举动会加剧帝国内部的分歧，影响到政府制定政策。
尤其是索雷尔在英国平民中的声誉已经足够让人头疼了，现在不能再让他扩大影响力。
现在他在巴黎霍乱疫区，如果死了，可能会成为殉道者；如果活了，可能会成为英雄。
“朱尔·罗夏尔喝井水”则可以以中立的态度进行报道，既不赞美，也不批评。
如果朱尔·罗夏尔成功证明了“瘴气论”，就可以跟进大肆报道，并且狠狠打击索雷尔。
这样，那些伦敦的穷鬼，就不会一天到晚怀念“詹姆斯·邦德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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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清晨，巴黎第十六区，朱尔·罗夏尔的别墅。
罗夏尔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他的妻子克莱尔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圈红肿。
昨天半夜，他就开始腹泻，并且越来越严重；到凌晨三点，他又开始剧烈地呕吐。
妻子想叫医生，但罗夏尔阻止了她：“不用，这是井水不干净导致的，但不是霍乱。”
但到了清晨，他的情况恶化了。
腹泻出来的是水样便，频率高达每小时三四次；呕吐也更加频繁，哪怕胃里已经空了。
他开始出现典型的脱水症状：皮肤开始失去弹性，眼窝凹陷，嘴唇干裂。
克莱尔再也忍不住，她冲出卧室，对仆人说：“快去请杜邦医生！快！”
杜邦医生是罗夏尔的朋友，也是巴黎医学院的教授。他住在附近，很快就赶到了。
看到罗夏尔的样子，杜邦医生的脸色变了。
“朱尔，你……”杜邦医生没说下去，但眼神里的担忧很明显。
罗夏尔摇摇头：“不是霍乱。只是普通肠胃炎。”
杜邦医生很快检查了症状：水样腹泻，剧烈呕吐，脱水——这实在太像霍乱了。
他没说出口。他给罗夏尔量了体温，听了心跳，然后对克莱尔说：“我需要给朱尔治疗，但需要你的同意。”
克莱尔连忙点头：“同意，当然同意。您快治吧。”
杜邦医生打开药箱。他拿出了放血刀、止血带、灌肠器、泻药——都是治疗霍乱的标准装备。
但当他准备给罗夏尔放血时，罗夏尔睁开了眼睛：“你……你要干什么？”
“我要给你放血，朱尔。你体内热毒太盛，需要放血清除。”
“不。”罗夏尔慌忙摇头，“不用放血。给我喝点盐水就好。”
杜邦医生愣住了：“盐水？那是索雷尔的方法！那是歪门邪道！”
“我知道。”罗夏尔喘着气，“但我现在不想放血。太难受了。”
杜邦医生看着罗夏尔，又看看克莱尔。克莱尔哭着说：“听他的吧，杜邦医生。听他的吧。”
杜邦医生叹了口气，收起放血刀：“好吧。但灌肠必须做。你肠道里有毒素，必须排出来。”
他让助手准备灌肠器。长长的管子，连接着一个大漏斗，里面是混合了碘化汞的肥皂水。
罗夏尔看到灌肠器，脸色更白了：“这个……也不用。”
“朱尔！”杜邦医生急了，“你现在是病人！我是医生！你要听我的！”
“我是病人，但我也是医生。”罗夏尔异常坚持，“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需要灌肠。”
“那你需要什么？盐水？那有什么用？”
“盐水……可以补充水分。”罗夏尔的声音越来越弱，“我脱水了……需要水……”
杜邦医生简直要疯了。一个霍乱病人，拒绝放血，拒绝灌肠，只要喝盐水？
这要是传出去，巴黎医学院的脸往哪里放？但罗夏尔很坚决，他甚至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杜邦医生没办法，只能妥协：“好吧。你可以先喝点盐水。但如果情况恶化，必须放血灌肠。”
他让助手准备温盐水。盐水端来了，罗夏尔小口小口地喝。但只喝了半杯，他就停下来，喘着气。
杜邦医生仔细观察着罗夏尔的变化。
出乎他意料的是，喝了盐水后，罗夏尔的呕吐似乎减轻了一些。虽然还在腹泻，但频率略有下降。
“有点用。”杜邦医生不得不承认，“但还不够。你需要真正的治疗。”
罗夏尔没回答。他太累了，昏睡过去。
杜邦医生走出卧室，对克莱尔说：“夫人，朱尔的情况很危险。他需要放血和灌肠。”
克莱尔哭着说：“但是他为什么一直拒绝？”
“因为他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果他接受了放血灌肠，那就等于承认自己得了霍乱。
而他喝井水是为了证明霍乱不通过水传播——所以他绝对不能承认自己得了霍乱。”
克莱尔听懂了，哭得更厉害了：“那怎么办？他会死的！”
“我会尽力。”杜邦医生说，“但需要你的帮助。你必须说服他接受治疗。”
克莱尔点头：“我会的。我会说服他的。”
但当天下午，罗夏尔的情况恶化了。他开始抽搐，手脚不受控制地抖动，皮肤也变得冰冷，脉搏十分微弱。
杜邦医生再也顾不得罗夏尔的反对，他命令助手：“按住他！放血！”
助手按住罗夏尔，杜邦医生给他绑上止血带，娴熟地用小刀切开静脉。
暗红色的血流出来，流进碗里。放了大概五百毫升后，罗夏尔的抽搐终于停止了。
“看。”杜邦医生对克莱尔说，“放血有效。热毒排出来了。”
但罗夏尔更虚弱了。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杜邦医生又开始给他灌肠，长长的软管插进他的直肠，整整两升的肥皂水灌了进去。
罗夏尔痛苦地呻吟，但刚放完血的他，没一丝力气反抗。
灌肠后，他又迎来了一阵剧烈的腹泻。但拉出来的全是水，几乎没有固体。
罗夏尔脱水更严重了，眼窝深陷，皮肤干瘪，像老了二十岁。
杜邦医生见状，又给他放了一次血，不过这次只有300毫升；接着再灌了一次肠。
到傍晚的时候，罗夏尔已经奄奄一息。
但他仍然坚持：“我……我没得霍乱……只是肠胃炎……给我喝水……”
杜邦医生心里不同意，但嘴上却说：“对，你没得霍乱。这只是严重的肠胃炎。放血和灌肠是对症的。”
罗夏尔还想说什么，但话没说出口，就昏迷了过去。
那天晚上，罗夏尔在生死线上挣扎一夜，杜邦医生守了一夜，克莱尔哭了一夜。
到第二天清晨，罗夏尔居然挺过来了！他还活着，虽然极度虚弱，但还活着。
杜邦医生松了口气：“他熬过来了。放血和灌肠起作用了！”
克莱尔跪在床边，握着丈夫的手，泣不成声。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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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上午，《高卢人报》的头版标题：《罗夏尔教授战胜病魔！》
【经过两天两夜的生死搏斗，朱尔·罗夏尔教授终于战胜了病魔。
据悉，罗夏尔教授喝下井水后，出现了严重的肠胃症状。但通过放血和灌肠清除体内热毒后，情况已经稳定。
医生表示：“罗夏尔患的是严重的肠胃炎，并非霍乱。这证明肮脏的井水会导致肠胃病，但不会导致霍乱。”
罗夏尔教授本人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清醒时说：
“我喝下井水是为了证明霍乱不通过水传播。可以肯定地说，我得了肠胃炎，不是霍乱。我的实验成功了。”
这一结果是对“细菌理论”最有力的反驳。
如果霍乱真的通过水中的微生物传播，那么罗夏尔教授应该得霍乱，而不是肠胃炎。
但事实上，教授没有得霍乱。这证明，霍乱的传播的途径正是“瘴气”！罗夏尔教授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科学胜利了，传统胜利了，勇气胜利了！】
报道一出，巴黎再次沸腾。咖啡馆、酒馆里，人们举着报纸欢呼：
“罗夏尔教授没事！”
“他证明了！霍乱不通过水传播！”
“索雷尔和巴斯德错了！”
“放血灌肠有效！看，罗夏尔教授就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沙龙里，贵妇们赞叹：
“罗夏尔教授真是英雄。”
“他用生命证明了真理。”
“那些相信细菌理论的人，该闭嘴了。”
“亲爱的，再给我灌一次肠吧，这次加上点蓖麻油。”
“我听说过一个秘方，来自东方，你要不要试一试……”
连一些原本同情莱昂纳尔的平民，也开始动摇：
“罗夏尔教授喝了井水都没得霍乱，也许霍乱真的不是通过水传播？”
“那索雷尔先生的方法……”
“可能只是巧合吧。毕竟公寓里也死了人。”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倒向罗夏尔和巴黎医学院。
《费加罗报》《时代报》《高卢人报》……都在赞美罗夏尔，都在宣称“细菌理论被推翻”。
只有《小巴黎人报》等少数报纸，提出了质疑。
【第一，罗夏尔教授得的真是肠胃炎吗？他的症状与霍乱完全一致。
第二，如果真是肠胃炎，需要放血吗？需要灌肠吗？
第三，罗夏尔教授一个例子，真的证明放血灌肠有效吗？
第四，阿尔勒街17号里的病人没有接受放血灌肠，只喝了盐水，也活下来了。
我们不是要质疑罗夏尔教授的勇气，也不是要否定传统医学。
我们只是希望，这场争论能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立场。
科学需要质疑，需要验证。而不是谁勇敢谁就对。】
但这篇文章被淹没在赞美罗夏尔的声浪中，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随后的几天，巴黎的舆论已经形成共识：
罗夏尔是对的，索雷尔是错的；传统医学是对的，细菌理论是错的。
连政府也表态了。塞纳省高官欧仁·普贝尔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说：
“罗夏尔教授为巴黎的防疫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继续坚持科学措施，隔离病人，净化空气，焚烧焦油。
至于那些擅自进入封锁区、传播错误理论的人，我们呼吁他们尽快离开，不要干扰巴黎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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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下旬，巴黎的霍乱疫情出现了转折点，新发病例开始明显减少。
第十一区、十九区、二十区的新增病例，纷纷从每天近百例降到十几例。
二月底，整个巴黎的新增病例降到了每天不足十例。
3月1日，卫生署宣布：“巴黎霍乱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且详细列举了政府的“功绩”：
封锁了多少街区，消毒了多少房屋，焚烧了多少焦油，喷洒了多少香水……
但只字不提那些“独立公寓”的情况。
但有心人已经开始冒险进入这些封锁区，悄悄地开始统计——
十一区奥博坎普街，三栋被封锁的公寓，共有霍乱病人四十三人，死亡九人。死亡率21%。
十九区，美丽城，四栋被封锁的公寓，共有霍乱病人五十七人，死亡十一人。死亡率19%。
二十区，一栋被封锁的公寓，共有霍乱病人二十二人，死亡七人。死亡率31%。
最低的那栋，就是莱昂纳尔所在的阿尔勒街17号，死亡率仅有14%
而医院呢？根据一个《小巴黎人报》的记者花大价钱弄来的卫生署内部统计显示：
在整个霍乱疫情期间，医院共收治了超过一千二百名霍乱病人，死亡不低于九百八十人，而且人数还在增长。
死亡率超过80%！
巴黎的舆论再次翻转，争论再次兴起。但这一次，天平又开始向莱昂纳尔倾斜。
数据太有说服力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对比百分之八十，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思考。
连一些原本支持罗夏尔的医生，也开始怀疑：
“也许……放血灌肠真的不对？”
“但那是两千年的传统啊！”
“传统不一定对。数据摆在那里。”
甚至巴黎医学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年轻医生们开始质疑老教授：
“教授，数据怎么解释？”
“数据可能有问题。那些记者不懂医学，统计不准确。”
“但差距太大了。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八十，这不是统计误差能解释的。”
“你是在质疑传统医学？”
“我是在质疑无效的治疗方法。”
争论从报纸延伸到医学院，从咖啡馆延伸到议会。
3月4日，国民议会就有议员提出质询：
“政府是否应该重新评估防疫策略？是否应该考虑索雷尔先生的方法？”
内政部长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回答：
“政府的防疫策略是科学的，是经过专家论证的。个别数据不能否定整体策略。”
但质疑声越来越多。
3月5日，《世纪报》发表社论：《我们需要真相》。
【我们呼吁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评估这次霍乱疫情中的所有数据：
医院的死亡率，独立公寓的死亡率，各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
只有真相，才能平息争论。只有真相，才能让死去的灵魂安息。】
社论引起广泛共鸣，但朱尔·罗夏尔再次站了出来，在病床上接受了《费加罗报》的专访。
他对记者表示，“数据可能是真实的，但公众的解读是错误的！”
“留在公寓里的都是轻度病人，重病患者都在医院，他们病情更重，死亡率自然更高。”
“莱昂纳尔所谓的‘治疗’，根本不是治疗。病人能活下来靠的是运气和体质，不是喝盐水。”
“放血和灌肠死亡率更高，是因为他们病情更重。他们没有全部死掉，就是疗效的证明！”
“如果让那些留在公寓的重病人也接受放血灌肠，他们可能活下来的人数更多，康复更快。”
记者沉默了，朱尔·罗夏尔的说法他无法反驳，因为无法验证。
专访刊登后，舆论再次分裂支持罗夏尔的人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对啊，医院接走的都是重病人。”
“那些公寓里的病人只是个例，医院的人数更有说服力！”
“罗夏尔教授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喝了井水都没得霍乱。”
支持莱昂纳尔的人则认为他在狡辩：
“病情轻重能解释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八十的差距？”
“上百人都算个例吗？海量个例？”
“罗夏尔的症状就是霍乱，他死不承认而已。”
咖啡馆里，人们分成两派，争论不休。
沙龙里，贵妇们也分成两派，互相说服不了，最后决定一起灌个肠才言归于好。
霍乱这场瘟疫平息了，但思想的瘟疫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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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费加罗报》突然转向，以头版刊发了社论：《一切荣耀归于巴斯德教授》。
【在这场关于霍乱传播途径的激烈争论中，有一个人被忽略了：路易斯·巴斯德教授。
他发现了导致霍乱的细菌，他验证了这种细菌与霍乱的关联，他提出了科学的消毒方法。
无论霍乱是通过瘴气还是通过水传播，巴斯德教授都是法兰西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
他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的方法——观察，实验，验证。
让我们向巴斯德教授致敬，将一切荣耀归于他吧！他的研究是法兰西对世界的贡献。】
这篇彻底避开了争论的焦点——霍乱到底怎么传播——而是把巴斯德推到了前台。
赞美路易斯·巴斯德这个法兰西学院院士，既不得罪罗夏尔，也不得罪莱昂纳尔，
更重要的是，巴斯德是科学家，他的研究代表科学精神。赞美他，就是赞美科学。
这个立场没人能反对。
果然，社论一出，各方反应积极。
巴黎医学院的教授们说：“巴斯德教授的研究确实重要。但需要更多验证。”
支持莱昂纳尔的人说：“巴斯德教授证明了细菌的存在，这支持了索雷尔先生的方法。”
中立的人说：“对，荣耀属于巴斯德教授，属于法兰西，属于科学的。”
连欧仁·普贝尔也说：“巴斯德教授的研究为公共卫生提供了新思路。我们会认真研究。”
一时间，“一切荣耀归于巴斯德教授”成了巴黎的共识。
报纸上，咖啡馆里，沙龙里，人们都在谈论巴斯德，赞美巴斯德。
朱尔·罗夏尔和莱昂纳尔，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罗夏尔还在病床上，但已经没人采访他了。记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巴斯德实验室的新发现。
莱昂纳尔还在封锁公寓里，但已经没人关注他了。报纸上不再报道阿尔勒街17号的情况。
这是巴黎舆论的老套路：当争论无法解决时，就把能让所有人接受的第三方捧上神坛。
于是，一切荣耀归于路易斯·巴斯德教授。
争论平息了，至少表面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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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阿尔勒街17号。
早晨六点，安德烈·米肖照例开始检查搜集到的病人排泄物样本，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看了很久，他抬起头对同事说：“记录下来，所有样本均未检测到活跃的亚洲霍乱螺旋菌。”
然后他走出临时实验室，找到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我们可以解封了。”
莱昂纳尔正在给一个失去双亲的孩子喂粥。闻言惊喜地抬起头：“什么？”
“所有排泄物样本里都没有霍乱螺旋菌。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具有传染性。公寓可以解封了。”
莱昂纳尔放下粥碗：“你确定？”
“确定的。当然，为了保险，今天排泄物还要消毒。但至少，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莱昂纳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召集所有人。”
……
到了中午，阿尔勒街17号公寓关闭多日的大门打开了。
莱昂纳尔拄着手杖，脚步蹒跚地走在最前面。在公寓里待了近一个月，他瘦了一大圈，脸色苍白。
也许是太久没有晒到外面的太阳，伸手挡了一下正午灿烂的阳光。
跟在他身后的是安德烈·米肖和其他研究员，还有加斯东·卡尔梅特和莫里斯·巴雷斯两个记者。
再后面，是公寓里的居民。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出来，人数有近百人。
街对面，已经聚满了人。记者，医生，卫生署的人，警察，还有普通市民。
莱昂纳尔走到街中央，面对记者，开口了：“阿尔勒街17号，从2月13日封锁到今天，共二十七天。
期间，公寓内共七人感染霍乱，一人死亡，六人康复。并且自2月13日起，没有一个新增病例。”
他回头指了下安德烈·米肖：“康复者的排泄物经过检测，没有发现亚洲霍乱螺旋菌，不再会传染其他人。”
记者们飞快地记录着。
加斯东·卡尔梅特走上前，大声说：“我可以证明！我全程在场！索雷尔先生说的都是真的！”
莫里斯·巴雷斯也说：“我也可以证明！”
安德烈·米肖同样上前：“我是巴斯德实验室的安德烈·米肖，负责所有样本检测。索雷尔先生说的没错。”
他拿出记录本：“这是检测记录。所有康复者的排泄物样本的细菌数量变化，整个过程我们都详细记录了。”
记者们涌上来，想看记录本。安德烈·米肖把记录本递了过去：“可以传阅。但请小心，这是原始记录。”
记录本在记者手中传递。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图表、显微镜素描，真实，详细，无可辩驳。
这时，公寓里的居民也开始接受采访，一个接一个，讲述自己的经历。
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有夸张的赞美，就是朴素的叙述：我们按索雷尔先生说的做，我们活下来了。
记者们记录着，还有两台照相机在拍摄着。
……
当天晚上，莱昂纳尔终于回到了“山麓别墅”，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吃了艾丽丝做的丰盛晚餐。
然后他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他太累了。
——————————————
几天后，巴斯德实验室。路易斯·巴斯德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几份报纸。
每份报纸都在赞美他，无比热烈地想把他捧上神坛。但他一点也不高兴，甚至气到脸色铁青，手在发抖。
莱昂纳尔就坐在他的对面。人还是有点消瘦，脸色还有些苍白，但至少精神好多了。
巴斯德有些羞愧：“莱昂，你看看这些。他们把功劳全算在我头上。说你受我启发。说一切荣耀归于我。”
莱昂纳尔摇摇头：“巴斯德教授，别在意这些。”
巴斯德瞪大眼睛：“别在意？他们在抹杀你的贡献！”
莱昂纳尔笑了，语气依旧很平静：“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巴斯德愣了一下：“什么问题？你问吧。”
莱昂纳尔指了一下报纸：“霍乱结束了吗？”
巴斯德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应该已经结束了。”
莱昂纳尔又指了指窗外：“巴黎开始停止因为霍乱死人了吗？”
巴斯德大概明白莱昂纳尔的意思了，感慨地说：“停了。”
莱昂纳尔摊开手：“那不就好了。霍乱结束了，不再死人了。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功劳归谁，不重要。”
巴斯德还是有些忿忿不平：“不重要？你冒着生命危险救了那么多人。现在他们把功劳给了我，这不公平。”
莱昂纳尔不以为然：“巴斯德教授，您知道现在巴黎人最想要什么吗？”
路易斯·巴斯德摇摇头。他是个科学家，并不善于揣测人群的心理。
莱昂纳尔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他们想要一个能安慰自己的说法。霍乱里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也很害怕。
现在霍乱走了，他们需要知道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好让自己不怕。
您是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科学家。把功劳归于您，他们能接受。说是一个作家救了人，很多人会怀疑。
说是罗夏尔教授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没错，同样会有很多人感到困惑。所以，必须让一切荣耀归于您。”
路易斯·巴斯德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但这不对。”
莱昂纳尔笑了：“对错不重要。巴黎人刚从瘟疫里走出来，至于他们想相信点什么，就让他们相信吧。”
路易斯·巴斯德看着他，眼神很复杂。有羞愧，有敬佩，有不解……
最后，巴斯德低下头，叹了口气：“莱昂，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莱昂纳尔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别说。来，我们说正事。”
他重新走到办公桌前，在椅子上坐下：“去年我提到的那种霉菌，您研究得怎么样了？”
————————————
时间在无声无息中流淌，不到半个月时间，巴黎又恢复了以往的热闹。
这次的霍乱范围有限，死的人不多，又都是穷人，很快就被多数人抛到脑后了。
至于说引发霍乱的是“细菌”还是“瘴气”，巴黎人也渐渐记不得这两个生僻、拗口的单词了。
朱尔·罗夏尔终于也恢复了健康，回到医学院开始工作。
只不过他多了一项工作——密切关注莱昂纳尔·索雷尔与路易斯·巴斯德的动态。
但是整整两周过去，巴黎的天气都开始炎热起来了，这两人仍然保持着沉默。
这也让他放心了一些。
直到一天下午，他的秘书将一本《现代生活》翻开放在了他的桌上：“教授，这是索雷尔的新。”
朱尔·罗夏尔瞥了一眼翻开的页面，上面是一篇，名叫《象棋的故事》。
他不屑地撇了撇嘴：“索雷尔终于不再‘不务正业’了。”
不过出于谨慎考虑，他还是拿起《现代生活》，将《象棋的故事》快速浏览完了。
随即他就把《现代生活》狠狠摔在了桌上：“索雷尔，你这个十足的混蛋！下水道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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