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周余切替胡岱光代课，上《外国经济史》。
这是余切的长处，他引经据典，时而谈论起二战时期的凯恩斯，时而说到年初来华的舒尔茨……对未来经济学可能的发展方向，余切也有见解。
第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就对余切很喜欢了。纷纷向学校写信，希望由余切来长期担任这堂课的教师。
因为胡岱光说话有口音！
老胡讲课用的是川话，而且他口音很重。令燕大的很多学生听起来云里雾里。
其实，现在不少燕大“大师”们都这样。学生很喜欢他们的人，却未必喜欢他们的课。
余切依稀还记得，当年胡岱光上课提到“斯密革命”、“凯恩斯革命”等等经济理论时，说的是“gai ming”，这是非常偏僻的说法，就连余切这个川省人也没听明白。
有一次，胡岱光讲到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他突然眼睛放光，提高嗓门，说“剑桥大学的斯拉法，用三十年写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不到一百页，真是惜墨如金呀！”
说完，胡岱光就当场大笑起来，结果底下几乎没有人发笑。
因为同学们并不清楚什么是“细米玉金”，也不清楚什么是“一伯耶”，正在互相询问当中。
余切讲到这个剑桥大学的“斯拉法”时，他直接在黑板上写下“P. Srafa”，又用纯正的英文复述了一遍斯拉法的著作，再画上树状图，讲起了斯拉法启发的新剑桥学派，斯拉法对马氏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影响……
兜了一个大圈子，最终又神奇的绕回来。
这一套下来，学生都被征服了。
又上了第二堂课，余切谈到斯拉法通共，他和意大利革命者保持密切友谊。
同时，斯拉法又曾担任凯恩斯的助手，间接缔造了在其理论下指导的“罗斯福新政”——这代表拯救资本主义最强国的经济政策，其实是偏向于红色意识形态的。
两堂课下来，余切通过讲故事，把近代的经济学理论梳理清楚。
这代表什么呢?
余切谈到了近年来的变化：“以古论今，在今天，则代表‘市场’和‘计划’并不是一对互斥的词汇。”
“当年，罗斯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泥潭……我们现在能不能成功呢？我不知道，但这可以启发我们，使我们不要用一根思维去想事情。”
这第二堂课下来，学生们已经快要认定余切。
他们堵在教室门口道：“余老师，请你留下来吧，你再多上几节课！”
余切当然拒绝了，好说歹说把学生们劝走，但胡岱光好不尴尬，特地来办公室吐槽：“这些学生有了你，就忘了我，唉。”
余切道：“胡老师你最先引进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居功至伟……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你的贡献。”
“余切！我们是什么关系了？你就不要和我打官腔了。”胡岱光意兴阑珊道，“我以后没办法再做什么更深入的研究了，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像是最近农发中心的林一夫……他在京城近郊大搞智力测试，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他却很有道理咧！”
林一夫之前提到过，他打算把智力也作为他的研究因素之一，没想到他竟然搞的这么快。
看来，林一夫也干了！
在之前的所有劳动经济学研究中，都默认劳动者具备相同的劳动素质、技能和智力，而实际上当然并非如此。
可为了便于构建理论，大家都这样假定。
比如英国人能做的，德国人也能做，俄罗斯人也能做……最终都能实现工业化。
只是沃森的一系列研究让林一夫惊觉，真实的世界可能并不是这样。在一些地区，智力会成为阻碍或者促使其发展的显著因素。
余切近来写缺乏素材，有心找林一夫交流一番。他来建国门东路的农发中心，正巧碰到林一夫的老婆陈芸也在。
“哟！余老师！现在是余教授了！”陈芸恭喜余切。
“你也可以做教授啊，你是美国来的教育学博士！”
“我？”陈芸指着自己，摇头道，“我还是不了。林一夫他的身份……容易让人怀疑他，我要是再积极求进，努力往上爬，大家对我们这一家子都有意见了。”
“林一夫，你也这么认为？”余切问道。
林一夫尴尬一笑，给了余切一个眼神，让他去体会。
花了一段时间，余切把林一夫最近的研究情况弄清楚了：他在京城近郊的通洲某锻压机床厂搞智力测试，填完卷子的可以有免费鸡蛋拿。
该机床厂是机械工业部的重点企业，目前大概有六百多名员工，附属的子女、伴侣若干。
余切问他：“测下来智力多少？”
“均分112。”
“也不高啊。”
“是不高，但只是在中国人当中不高。我正准备测试京城以外，更远的地方乡镇集体企业。”
“你测试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一直认为厂里面的工人聪明，先进……这也许是对的。但从智力上讲，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让一个农民好好进修，他未必干得比别人差！我们还有很大的生产潜力。”
林一夫的话刚说完，又轮到了陈芸。
原来，陈芸也心心念念国内的乡村教育——她本来就是教育学博士嘛。
上面正在组织大规模的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确保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受到教育。余切知道，这就是历史上的“希望工程”。
但是，到底要不要花这么多资源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沃森这个洋教授的“智力论”在时下的中国很流行，林一夫也要蹭这个热点。他的观点就是政府要大包大揽，尽可能把每一个劳动力都要培养起来。
这事儿能不能留给后人来办呢？
因为搞教育太花钱了。
林一夫觉得不行，而且他不是出于朴素的价值观，而是从经济学上的思考来看，“这项投资是不会亏的。”
然后林一夫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分工不同，我擅长于研究和下苦功夫，你擅长写，麻烦你多宣传我们的研究。”
“我相信普及教育会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你能不能创作更多这方面的？”
余切能怎么说啊！他只能答应了！
“行！”
回来一想：好家伙，欠沃森的还没写完，这边又新欠了一篇文章。
先替沃森说一句公道话吧，这老头别真被搞下去了。
他还得再做一段时间的金牌讲师。
目前，《乡村教师》在全国受到了广泛欢迎，这个短篇目前比《背起爸爸去上学》转载次数多得多。海外也时有转载，每隔一阵子，余切就能碰到海外寄来的稿酬，这代表他的又收来了一次稿酬。
这其中的任何一次，都超过了国内除单行本之外的全部稿酬。他们不敢拖欠余切的稿酬。
最多的一笔来自于哈珀，按每字一美元进行计算，全文三万多字，这就是三万多美元。
一分钱没少。
虽然现在有了大陆作家的“出海热”，可作家们被海外报刊白嫖并不少，因为作家很难去维护自己的版权。津门的作家冯骥财《怪世奇谈》被日本商人拿去出版，这个日本人来中国登门拜访，见面又鞠躬，又感谢，又送样书，还有些小礼品，包装得样样讲究……最贵重的大礼是一盒彩色铅笔，因为冯骥财本人画画。
冯骥财一开始很高兴，因为他本来一分钱都拿不到。而日本人不仅送礼物，还在信封中夹给他几张美元。
然而，多年以后冯骥财为自己感到忿忿不平：妈的，欺负我没见过世面，日本人啊真他妈的坏！
对那些拿得到海外稿酬的作家来讲，他们就面临海外稿酬爆杀国内稿酬的情况。这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心态。
作家汪曾琦给朋友写信说：“我给《大公报》写了七篇散文，一共才给了360元，实在是不高！”
而后，又在信中再一次提及“稿费真的不高呀！”，甚至于痛骂道“我不会再给《大公报》写文章。”
因为彼时的宝岛书社给他另一本书1500美元的版税，而且仅是首印版税，之后还有更多。
汪曾琦以前对稿酬并不在意，很是潇洒，建国前后还和沈聪文写信说“稿酬要不要都无所谓，我有工资”，但当他有了孙女“卉卉”之后，他满脑子是“为了卉卉攒钱”，从此对稿酬相当看重，少一分钱都是不行的。
余切既要为了沃森写，目标是发在国外；又要替农发中心的研究来做宣传——这就大概率是国内的了。
从稿酬上讲差别很大，从意义上来讲，恐怕后者还要重要些。
经济院的老师也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许多人都出过国。
胡岱光看余切老是在写英文，调侃他“是不是写西方更加赚钱？你要成为国际性作家！”
得知余切还有同题材中文要写后，胡岱光又感慨了：“我以为你要赚外汇，可你又写起了中文。你两头都不愿放过啊！”
余切抬头道：“我首先是个中国作家，再是其他。”
燕大经济院草创不久，大家的办公条件还很差。单位只有一个一米八宽、八十厘米的实木桌。上面坑坑洼洼，有人用大块玻璃压在上面，这样就达成了桌面的平整。
他写作的时候，有时也会有人悄悄的看：只见到余切思考得很久，很久，好像他在那发呆，无所事事，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但当他心中的大体结构一完成，他立刻下笔飞快。
“简直是下笔如有神啊！”胡岱光说。
另一个教授历一宁看到后吐槽：“他写那么快，可是写论文那么慢。”
燕大有一个勺园，很漂亮。历史上勺园数次经历毁坏，只剩下光秃秃的破落建筑物。八十年代，燕大把勺园重新休整，还造了个“勺园宾馆”，用于接待外国学者和留学生。
这里的留学生虽然认识余切，却不像燕大校园的学生们那样恨不得把他举起来！
余切因此总在这里踱步，有时候遇上掉下来的落叶，余切捡走那些最漂亮最饱满的作为自己的书签，压在稿纸下面。
玻璃是滑的，需有东西垫着才不会到处滑墨。
余切就在这样的桌面上，先完成了《朝闻道》的英汉双语版本。他写完后就把英文版传真到了美国纽约，先由哈珀的人来审稿。
《朝闻道》原本是大刘的原著，大概内容是：在未来世界出现了“宇宙大一统模型”，这是许多科学家眼中的宇宙究极奥秘，但因为“知识密封原则”无法传达给人类。
于是，科学家们为了获取大一统的奥秘，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一次“知道”。他们“知道”奥秘的那一刻，就要失去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些人甘之如饴，因为“朝闻道，夕死可矣”。
只要能弄明白真理，就算是马上死去也值得！
原著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霍金”——这是后期才成名的英国科学家。尽管他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名气，但余切还是把这个换成了虚构的物理学家詹姆斯，一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混血儿。
詹姆斯沃森应该处境可以好一些了！他会很有一番感触。
此时，马尔克斯终于来了首都，余切迎来他和外国朋友的最后一次告别。
老马和卡门两人，在中国待了好几个月，但两人是不一样的。卡门为了开拓东亚市场，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日本，而马尔克斯实实在在的走遍了长江线上的大多数城市。
光是万县这一个地方，马尔克斯就停留了两星期之久。他到了余切家里面，看了余切曾经写下的激励自己的话，骑着自行车到万县当地的邮局，他甚至到“南德”集团买了一个盗版的挂钟，因为该集团的创始人宣称他是余切的“第一个书迷”。
在万县的苏联飞行员陵墓，马尔克斯得知这里曾有一段故事。
1939年，苏联飞行员库里申科率领他的轰炸机大队，突袭日军汉口机场，途径万县此地时因发动机被击中，不得不迫降。
库里申科不幸迫降到了江面上，他的胸部和左肩都中弹，筋疲力尽，无力游到岸边，被江水卷走而牺牲。
他死后，全县人动员起来，寻找库里申科的遗体，20多天后才找到，依照中国的习惯，将库里申科入土为安。建国后，当地政府为其修筑了陵墓园，又安排了专门的护陵员。
中苏交恶后，库里申科的陵墓并未被忘掉，马尔克斯拜访陵墓时，上面有献上来的鲜花，都是从附近的公园摘来的。
接待他的是原先护陵员的孩子，这是一个主动申请要为库里申科守墓的年轻人。他起初并没有得到什么津贴或是补助。
马尔克斯很感动，用西语写了悼词。悼词最终也留在了陵墓边：
“无论时代如何变换，这里的人不会忘记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我们都确信这一点。”
巧合的是，在马尔克斯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余切也恰好替沃森写完了《朝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