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业典礼结束后，一百位财商导师像种子一样，被撒向了四面八方。
第一批出发的，是分配到社区的三十二位导师。他们的教学对象，主要是社区居民——退休老人、全职主妇、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教学场地五花八门——社区活动中心、公园凉亭、甚至是在一棵大树底下。教学内容也从最基础的“如何记账”到“如何防范金融诈骗”，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位在社区教学的导师在反馈报告中写道：“第一次上课，只来了五个人。三位老太太，一位全职妈妈，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讲的是‘如何制定家庭预算’。三位老太太听得很认真，但那位大学生中途接了个电话就走了。课后我跟那三位老太太聊天，发现她们其实都有记账的习惯，但不知道如何分析自己的账目。我教她们用简单的分类法，把支出分成‘必要’、‘想要’和‘储蓄’三类。一周后，有一位老太太跑来跟我说，她用这个方法，发现自己每个月在保健品上花了两千多块，其中很多是‘想要’而不是‘必要’。她说，她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消费习惯了。”
第二批出发的，是分配到乡村的三十八位导师。他们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农户和留守妇女。教学条件比社区艰苦得多——有的村子没有活动室，就在打谷场上上课；有的村子没有投影仪，导师就用黑板和粉笔；有的村子方言太重，导师还得请当地村干部做翻译。
一位在乡村教学的导师在反馈报告中写道：“我去的那个村子，主要种植柑橘。我教农户们如何核算种植成本——化肥、农药、人工、运输，每一项都要记清楚。有一位大叔种了十几年柑橘，从来没有算过成本账。我帮他算了一笔，发现他去年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扣除所有成本，净收入不到五千块。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怪不得我总觉得越种越穷。’我教他如何优化成本结构——减少不必要的化肥使用、与邻居合租运输车辆、直接在集市上销售而不是卖给中间商。他试了半年后，给我打电话说，今年的净收入预计能翻一倍。”
第三批出发的，是分配到工厂的三十位导师。他们的教学对象，主要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工人的时间很紧，只能利用午休或下班后的时间上课。导师们把课程压缩到每次三十分钟，一周两次，内容也更聚焦——如何存钱、如何汇款给家人、如何识别非法集资。
一位在工厂教学的导师在反馈报告中写道：“工人们的收入不高，但他们的支出结构有很大问题。很多人发了工资后，第一件事是去下馆子、买衣服、充游戏币。到了月底，钱包比脸还干净。我教他们‘发工资后先存后花’的原则。有一位工人试了一个月后，跑来跟我说，他第一次在月底还有余钱。他存了五百块，虽然不多，但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存款在增加。’”
三个月后，古民收到了第一批导师的阶段性总结报告。报告汇总了教学数据——累计开展教学活动四百余场，覆盖学员超过五千人次。但古民最在意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那些写在报告里的故事——那些因为一堂课而改变了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的故事。
他把这些报告整理成册，在扉页上写下了一行字：“薪火计划第一期成果汇编。以此纪念我的师父，陈德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