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时，秦昼格外殷勤。
他不断给我夹菜，讲些轻松的话题，绝口不提储藏室和数据库。仿佛那场冲突从未发生，我们只是普通地吃了一顿晚饭。
但我能感觉到，他在观察我的反应。每当我表情稍有变化，他就会停顿，眼神里闪过一丝紧张。
他在怕。怕我反悔，怕我要求他真地删掉那些数据。
吃完饭，我主动提出：“我想看看数据库的其他部分。”
秦昼的眼睛亮了一瞬，但很快克制住：“姐姐想看什么？”
“全部。”我说，“既然要记录，我想知道你到底记录了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有些内容……姐姐可能会不舒服。”
“比如？”
“比如……”他移开视线，“姐姐生病时的记录，情绪低落时的记录，还有……一些比较私密的时刻。”
“有多私密？”
秦昼的耳朵红了：“比如姐姐大学时谈恋爱，和男友约会的一些……公开场合的照片。我只是从社交媒体上保存的，没有跟踪。”
他说“没有跟踪”，但我不信。
“打开看看。”我说。
秦昼带我去书房，打开他的私人电脑——不是给我用的那台。输入一串复杂的密码后，进入了“晚意数据库”的主界面。
界面设计得很专业，像档案馆的管理系统。左侧是树状分类目录，右侧是预览区。
分类包括：影像资料、文字记录、实物扫描、音频文件、生物数据……
“生物数据？”我皱眉。
“比如姐姐的体检报告、血型、过敏原这些。”秦昼解释，“林姨以前给我的，说万一姐姐生病，医生需要知道。”
合理，但还是不舒服。
我点开“影像资料”，子分类按年份排列。随机点开2016年——我大四那年。
里面有几个相册：“毕业典礼”“纪录片首映”“旅行-云南”“日常生活”。
我点开“日常生活”。
第一张照片，是我在图书馆打瞌睡，头靠在书上。角度隐蔽，显然不是摆拍。
第二张，是我在食堂吃饭，餐盘里有青椒——我不吃青椒，但那张照片里，我在挑青椒。
第三张，是我下雨天没带伞，用书包顶在头上跑过操场。
“这些照片，”我问，“谁拍的？”
秦昼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雇了人。”
“雇人偷拍我？”
“不是偷拍！”他急忙解释，“是记录！而且我只要求拍公开场合，不涉及隐私！姐姐，我只是想……想看你过得怎么样。”
他说得理直气壮，仿佛雇人跟踪是件很正常的事。
我继续翻。
2017年，我开始拍第一部正式纪录片。文件夹里有大量拍摄现场的偷拍照片：我在山区采访老人，我在街头发问卷，我在剪辑室熬夜……
甚至有我累极睡在剪辑台上的照片。
“这张，”我指着那张睡着的照片，“也是你雇人拍的？”
秦昼点头，声音低下去：“姐姐那时候太拼了，每天只睡四小时。我很担心，但又不敢打扰你。只能通过照片，确认姐姐还……活着。”
他说“活着”时，声音在抖。
我关掉2017年的文件夹，点开2018年——我在纽约的第一年。
照片风格变了。不再是偷拍，而是街景、建筑、甚至天气记录。
“这些……”
“姐姐公寓附近的街景。”秦昼轻声说，“我让在纽约分公司的人，每天上班路过时拍一张。我想知道姐姐每天看到的天空是什么颜色，街道是什么样子。”
他顿了顿：“还有姐姐窗台上的多肉植物。我让他们用长焦镜头拍，看它长得怎么样。有段时间它快死了，我急得想飞去纽约救它。”
我愣住了。
那盆多肉我确实养死过。在纽约的第一个冬天，暖气太足，我忘了浇水，等发现时已经干枯了。我难过了一阵，然后买了盆新的。
我不知道，在千里之外，有人每天看着它，为它的生死焦虑。
“你怎么知道它快死了？”我问。
“叶片开始发皱，颜色变暗。”秦昼说得很专业，“我查了资料，应该是缺水。我让助理去敲门，假装是物业检查，提醒你浇水。但你没在家，助理就留了张字条。”
我想起来了。那年冬天确实有张匿名字条塞在门缝，写着“植物该浇水了”。我以为是邻居好心，没多想。
原来是他。
“后来它还是死了。”我说。
“嗯。”秦昼点头，“我看到空花盆时，难过了好几天。好像……好像姐姐的一部分死掉了。”
他说得那么认真，我不知该生气还是该感动。
我继续往下翻。
2019年，数据库里开始出现我的作品分析。秦昼不仅收集了我的纪录片，还写了详细的观后感，分析了我的拍摄风格、主题偏好、甚至镜头语言。
2020年，他开发了一个预测模型，试图根据我过往的作品，预测我下一部会拍什么。准确率……居然挺高。
2021年，数据库加入情绪分析功能。他通过我公开的照片和文字（社交媒体、采访等），用AI分析我的情绪状态。图表显示，那一年我有37%的时间处于“压力较大”状态。
“这个准吗？”我问。
“不准。”秦昼老实说，“公开表现和真实情绪差距很大。所以后来我停了这项。”
2022年，我妈去世。数据库里那段时间的记录很少，只有一些公开的讣告和葬礼照片。但备注里，秦昼写了很多：
“姐姐今天哭了三次。我要尽快完成并购，回去陪她。”
“姐姐瘦了。让助理订了营养品，但她没收。”
“姐姐决定回上海。终于。”
最后一条备注的时间，是我回国前一周：
“准备迎接姐姐回家。一切都必须完美。”
看到这里，我关掉了数据库。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电脑风扇的轻微嗡鸣。
秦昼站在我身后，小心翼翼地问：“姐姐……生气了吗？”
我不知道。
生气吗？当然。被这样全方位地监控、分析、预测，任何人都会生气。
但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沉甸甸的情绪。
这个人，用了十八年时间，建造了一座关于我的博物馆。从衣服到照片，从作品到情绪，从生活细节到人生轨迹。
他像一个最虔诚的馆员，日复一日地收集、整理、归档。
而他自己，是唯一的参观者。
“秦昼，”我转身看他，“你做这些……快乐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快乐。每天打开数据库，看到姐姐的一切都在那里，就很安心。就像……姐姐从未离开过。”
“但我不在。”
“在的。”他固执地说，“在数据里，在记忆里，在我心里。”
他走近一步，眼睛里有种狂热的光：
“姐姐，你知道吗？这个数据库最厉害的功能，是模拟。”
“模拟？”
“嗯。”他点头，“我输入姐姐的所有数据——喜好、习惯、性格特征——系统可以模拟出姐姐在某种情境下的反应。比如，如果我问姐姐‘晚上想吃什么’，系统会根据姐姐的饮食偏好、当天情绪、甚至天气，给出预测答案。”
他顿了顿：“准确率有83%。”
我后背发凉：“你用这个……干什么？”
“最开始是想预测姐姐的行为，比如姐姐会不会接某个危险项目，我该怎么阻止。”秦昼说，“但后来我发现，它最大的用处是……陪我说话。”
他的声音低下去：
“姐姐在纽约的十年，我经常打开模拟程序，输入一些问题。比如‘姐姐今天过得好吗’，‘姐姐想我了吗’。系统会给出模拟回答。虽然知道是假的，但……听着那些回答，就好像姐姐真的在跟我说话。”
他说这话时，眼神脆弱得像一碰就碎。
我忽然明白了。
这个数据库，这些模型，这些人偶——都是他对抗孤独的工具。
我不在的十年，他用这些碎片，拼凑出一个虚拟的我。然后和那个虚拟的我说话，生活，假装我从未离开。
这不是爱。
这是病。
但病的根源，是孤独。
是十四岁那年，我为他挡下那一刀后，他再也无法摆脱的“必须保护姐姐”的执念。
是十八岁那年，我醉酒说“娶姐姐好不好”，他当真后的漫长等待。
是二十五岁那年，我飞去纽约，留他一个人在上海，用十年时间，把自己变成一座关于我的纪念馆。
“秦昼，”我说，“把模拟程序删掉。”
他身体一僵：“姐姐……”
“删掉。”我重复，“如果你想和我说话，就来找我。真的我在这里，不需要模拟。”
秦昼的眼睛红了：“但姐姐……不一定想跟我说话。”
“你可以试试。”我说，“从现在起，每天给你一小时。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我会回答真的答案，不是模拟的。”
他愣住了，然后眼泪掉下来：“真的？”
“真的。”我点头，“但条件是：删掉模拟程序，停止所有偷拍和预测分析。数据库可以保留，但只能是静态档案，不能再更新。”
秦昼用力点头：“好！我删！我现在就删！”
他坐到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操作。我看到他打开一个复杂的程序界面，输入确认密码，然后点击“永久删除”。
进度条开始走动。
他转头看我，眼泪还在流，但笑容很亮：
“姐姐，我会学会的。学会和真的你说话，不是和模拟的你。”
我看着他，这个偏执到病态的男人。
他删掉了一个陪伴他十年的程序，像扔掉一根拐杖。
而我要做的，是在他学会走路之前，不让他摔倒。
这很难。
但也许，这是唯一的出路。
在数据的牢笼，和真实的我之间，架一座桥。
让他慢慢走过来。
让我慢慢接受。
两个被困住的人，试图拯救彼此。
用真的对话，替代假的数据。
用活的感情，替代死的档案。
这很冒险。
但也许，值得一试。
因为数据库可以删除。
但爱不能。
即使那是扭曲的爱。
即使那是病的爱。
那也是爱。
而爱，值得一次拯救的机会。
即使拯救的过程，会像在刀尖上行走。
即使每一步，都可能流血。
但总比困在数据里，永生不死，也永不活着，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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