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风，带了几分春天的暖意轻轻贴在行政楼的玻璃幕墙上。还有二十天，我就正式退休了。四十年工龄，全耗在了这所大学的科技管理岗位上，从最初的干事，到后来的科长、副处长，再到如今的科员，没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也见证了这所211高校从青涩到成熟，从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到努力融入社会、对接产业的艰难转身。桌上的台历，每一页都画着密密麻麻的记号，大多是还没交接完的工作，还有一些，是我随手记下的、关于高校发展的碎碎念——毕竟，干了一辈子科技管理，习惯了操心，哪怕马上要卸任，也总忍不住多看看、多想想。
开学已经一周，校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楼下的操场上，有新生军训的口号声，铿锵有力；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老师们讲课的声音，沉稳绵长；偶尔有学生抱着厚厚的专业书，匆匆从行政楼前走过，脸上带着青涩的憧憬和对未来的迷茫。这场景，我看了四十年，每一次都觉得亲切，可这一次，却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我退休之后，这些孩子，这些老师，这所学校，又会走向何方？
趁着上午没什么工作任务，我打开了电脑。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格外关注两会，尤其是关于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容。这不仅仅是工作习惯，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牵挂。作为一名在高校科技管理岗位上摸爬滚打了四十年的“老炮”，我太清楚，国家的每一项政策，每一句部署，都关乎着这所学校的命运，关乎着无数青年学子的未来，关乎着高等教育能否真正走出象牙塔，实现与产业的同频共振。
页面加载完成，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破解产教“两张皮”，代表委员这样建言》。看到“产教两张皮”这五个字，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指尖轻轻点了进去。这五个字，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几十年了，也见证了我这四十年工作中，最无奈也最执着的追求。
文章开篇，就提到了全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侯董事长的切身体会：“高校的人不了解产线，企业的人回不去课堂，两边的人才流动不起来。”这句话，简直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几十年前，那些为了推动校企合作、促进人才流动，四处奔走、屡屡碰壁的日子。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接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那时候，江城科技大学还是一所典型的“象牙塔”高校，老师们一门心思搞科研、发论文，觉得“产学研结合”是件“不务正业”的事。我记得，有一位化学系的老教授，一辈子深耕化工材料研究，发表了上百篇核心论文，手里握着好几项专利，可当我找到他，提议把专利转让给企业，或者和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时，他却连连摆手，语气带着几分不屑：“我搞的是纯粹的科学研究，是为了推动学术进步，不是为了给企业赚钱。学生学好理论就行，进不进车间，懂不懂产线，有什么关系？”
那时候，企业那边也同样态度冷淡。我曾带着老教授的专利，跑遍了周边的化工企业，可大多数企业负责人要么敷衍了事，要么直接拒绝：“高校的专利，看着高大上，可根本不贴和我们的生产实际，转化起来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出效益。我们需要的是能直接上手干活的技术人才，不是只会写论文、做仿真的书生。”
一边是高校高高在上如同不食人间烟火般的“阳春白雪”，对与产业界的对接嗤之以鼻；另一边则是企业朴实无华宛如尘世间普通凡人一般的“下里巴人”，对高校所产出的科研成果充满疑虑甚至持怀疑态度。可怜我被夹在这两者之间，犹如一个受尽夹板气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唯唯诺诺传递信息的“传话筒”罢了。曾几何时，我满心欢喜地领着某家化工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来到我们学校实地考察，期望能够促成这位技术大拿与我校化学系的老师们成功牵手合作，共同探索如何联手推进人才培养工作。然而事与愿违，当那位技术负责人踏入实验室后，望着那一屋子琳琅满目的高精尖精密仪器，不禁眉头紧蹙，满脸愁容地嘟囔道：“瞧瞧你们这儿摆置的这些玩意儿啊！无一例外全都是专门用于搞科学实验以及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用的家伙什物儿而已啦！可咱那生产车间里头使用的那些机械设备呢，则跟这里头摆放的东西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呀！
即便咱们的学生在此处学习成绩再怎么优异突出，但一旦他们进入我们工厂上班之后嘛……恐怕仍然需要一切从零开始重新学习才行哦！像这样子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嘛，哼，咱可不稀罕哟！”与此同时呢，那位化学系的任课教师亦是如此，她只是远远地瞥了一眼那位身着朴素工作服且双手布满厚厚老茧的技术负责人，便流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模样，并趁着无人注意的时候压低声音悄悄对我说：“哎呀呀，你瞧瞧他那个样子哦！哪里懂得半点高深莫测的学术研究呀？纯粹就一埋头苦干只知道卖力气干活儿的粗人罢咯！跟这种人啊，压根儿没啥好谈论交流的话题可言呐！”
那次对决，以一种令人遗憾且不愉快的方式收场了。我默默地踏出那间充满着严谨氛围的实验室，目光凝视着校园内如蝴蝶般翩翩起舞的金黄银杏叶，心中涌起无尽的无奈与酸楚。我深知，那些资深老教授们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并非毫无缘由——他们对于学术研究有着深深的敬畏之心；然而与此同时，那位来自企业界的负责人所表现出的谨慎担忧亦不无道理——毕竟他肩负着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重任。
但真正棘手之处却在于：一方面，高校作为培育精英人才的摇篮，其最终目标无疑是将这些莘莘学子推向广阔的社会舞台，并让他们能够切实投身于各个行业之中发光发热；另一方面，企业若想实现长远稳健的蓬勃发展，则必然无法脱离高校所提供的强大科研力量以及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输送。如此看来，当下这般"高校自顾自埋头搞学问，全然不顾及产业实际需求；企业则一心扑在市场利益之上，完全无视高校存在价值" 的尴尬困局，不正恰好印证了侯景滨先生曾经提及过的那个形象比喻——"产教两张皮" 么！
好在时光流转之间，伴随着国家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一系列变革举措持续深入推进，诸如"产学研相结合" "产教深度融合"等理念渐渐崭露头角并逐步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所在。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的母校江科大同样意识到了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于是乎开始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并大力加强与各类企事业单位展开广泛而紧密的合作交流。我后来也从科发院调入新成立的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一边做高校老师的工作，说服他们放下“学术清高”，主动对接产业需求；一边跑企业、谈合作，争取企业的信任和支持。
那些年，我几乎跑了全国很多大企业，磨破了好几双鞋，也受了不少委屈。有一次，为了谈成一个校企合作项目，我连续一周泡在企业的车间里，跟着工人一起上下班，了解生产流程和技术需求，回来后又熬夜整理资料，和高校老师沟通修改合作方案。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累得直不起腰，可当项目最终签约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我知道，我终于迈出了破解“产教两张皮”的第一步。
我接着往下看报道，侯代表提到，化工新材料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既需要懂机理的科学家，也需要懂工艺的工程师，更需要能把两者融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叫林浩。林浩是化学系的博士，刚入职的时候，和当年的老教授一样，一门心思搞科研、发论文，可他的论文，大多是理论层面的研究，缺乏实际应用价值，连续几年都没有科研成果转化，绩效考核也一直排在末尾。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次，我找他谈心，跟他讲了我当年跑校企合作的经历，也跟他说了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劝他：“小林，搞科研不是闭门造车，论文固然重要，但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被企业所用的科研成果，才更有价值。你可以试着和企业合作，去车间看看，了解一下企业的实际需求，把你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一开始，林浩还有些抵触，觉得去车间是“浪费时间”，会影响论文发表。可在我的反复劝说下，他还是答应了，跟着我去了一家化工企业实习。没想到，这一去，他就彻底改变了想法。在车间里，他看到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际之间的差距，也发现了很多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帮企业解决了一个困扰多年的化工材料提纯难题，不仅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还获得了企业的认可。
从那以后，林浩彻底转变了科研方向，一边和企业合作，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一边开展理论研究，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有针对性，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应用价值。后来，他还牵头成立了校企联合研发中心，培养了一批既懂理论又懂实操的复合型人才，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被合作企业直接录用，真正实现了“所学即所用、毕业即就业”。林浩也因为突出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成效，很快晋升为教授，成为了学校产教融合的标杆。
报道中，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张校长给出的经验——“把企业实验室建到苏大来，把苏大的课堂搬到企业去”，让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努力的方向吗？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彻底。这些年，我们学校也和不少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设立了实习基地，也邀请企业技术人员来学校讲课，但大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企业实验室没有真正走进校园，学生的实习也大多是“走马观花”，很难真正深入生产一线；企业技术人员来学校讲课，也只是偶尔一次，很难系统地融入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
我想起了前几年，我们学校和一家新能源企业合作，计划在校园里建立一个联合实验室，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接触到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流程。可项目推进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阻力：学校担心实验室建设占用教学资源，企业担心投入成本过高、没有回报，双方僵持了很久，最终也只是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平台，没有真正实现“企业实验室进校园”的目标。
看到张委员的经验，我忍不住感慨，如果当年我们能再坚持一点，能打破校企之间的利益壁垒，或许我们也能实现这样的深度融合。不过，报道中提到，这种模式已经从局部探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共同行动，“十四五”期间，国家统筹布局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正在系统性破解高校科技成果“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看到这里，我心里多了几分欣慰——我一辈子的追求，终于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慢慢成为现实。
在答记者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王部长提出，要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组织专项培训，以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将企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内容，弥合产教缺口。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学校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这些年，我们学校也开展了不少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针对在校学生的基础技能培训，没有真正对接产业前沿领域的需求。有一次，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为他们培养一批既懂编程又懂维护的技术人才，可我们学校的相关专业，主要侧重于理论教学，缺乏实操培训，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最终，这家企业只能选择和其他职业院校合作，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职业技能培训，必须紧贴产业需求，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我记得，当年我校汽车工程学院，还牵头申请过职业技能培训专项经费，希望能搭建一个针对产业前沿领域的技能培训平台，邀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培训老师，将企业的实际需求转化为培训内容，可由于当时政策支持不足、学校经费有限，这个想法最终没能实现。如今，国家明确提出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重点围绕新兴领域组织专项培训，这无疑为高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指明了方向，也让我看到了弥合产教缺口的新机遇。
继续往下看，****、中石化焊接教练张代表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求，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培育体系与产业需求衔接不够紧密等问题亟待解决。这句话，道出了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痛点，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学校这些年在人才培养方面遇到的困境。
遥想四十年前，那时我初出茅庐，刚刚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当时，高等院校的人才培育模式显得颇为单调乏味，基本上都集中在了理论知识的传授之上。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莘莘学子们，毕业之后往往会选择踏入科研机构或者事业单位这样较为传统稳定的领域去谋求一份差事，但真正能够径直闯入企业生产第一线摸爬滚打的学生却是凤毛麟角般稀少。
那个时期里，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型人才大部分都是依靠老师傅手把手地教导年轻学徒来得以造就和传承下去的；至于高等学府，则完全置身事外，对于这一块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可谓是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然而时过境迁，如今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时代的飞速进步以及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各大企业对于具备高超技艺的专业人才的渴求变得愈发迫切起来，特别是那种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复合型技术能手，简直就是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啊！
只可惜咱们学校输送出去的那些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擅长撰写学术论文或是搞一些模拟实验之类的玩意儿，可一旦让他们走进工厂的车间里面去近距离地接触那些实实在在的机器设备时，一个个就全都成了门外汉，束手无策啦！如此一来，便造成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众多企业面临着难以招到合适员工的困境；另一方面呢，大批从校园走出来的大学生又遭遇了找工作异常艰难困苦的窘境。有一次，我们学校举办招聘会，来了不少企业，可很多企业负责人都反映，很难招到符合要求的技能人才，而不少毕业生，也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记得，有一位化学系的毕业生，叫李磊，成绩优异，发表过好几篇核心论文，可毕业后，他投了很多家化工企业，都被拒绝了。后来，他找到我，一脸迷茫地问我：“鹿老师，我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企业都不要我？”我问他：“你会操作车间里的化工设备吗？你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难题吗？”他摇了摇头，说：“我在学校里，主要是做实验、写论文，从来没有接触过车间设备。”
那一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这不是李磊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虽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无法适应企业的生产需求。这也是产教“两张皮”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人才资源难以高效转化，企业“招人难”和学生“就业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张代表提出的建议，让我深受启发。他说，要打通职业发展通道，强化技能成才、技能从业、技能报国的理念，让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等能工巧匠走进企业、社区、学校；要深化校企合作，创新推广“厂中校”“校中厂”模式，实现校企一体化育人；要聚焦产业前沿，培养既懂实操又懂理论、既能编程又会维护的复合型“数字工匠”。这些建议，句句切中要害，也正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努力的方向。
这些年，我们学校也在努力推广“厂中校”“校中厂”模式，和几家企业合作，在企业设立了教学点，让学生一边在企业实习，一边接受学校的理论教学。有一位叫王芳的女生，就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王芳是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性格内向，理论成绩不错，但实操能力很差。进入“厂中校”学习后，她跟着企业的技术师傅，从最基础的设备操作学起，慢慢积累实操经验，同时，学校的老师也会定期到企业，为她讲解理论知识，帮助她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毕业的时候，王芳不仅熟练掌握了各种机械设备的操作技能，还能独立解决生产中的一些简单技术难题，被合作企业直接录用，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后来，她还回到学校，给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多走进车间、多参与实践。看到王芳的成长，我心里很是欣慰——这就是产教融合的意义，让学生真正实现“学以致用”，让人才真正适配产业需求。
天津大学党委杨书记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般令我茅塞顿开。他指出：若想达成更为卓越的产教融合目标，则必须深入推进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全方位变革；持续优化顶尖创新人才培育范式；全力构建高品质学科架构。与此同时，还应将目光牢牢锁定于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诉求之上，并在此前提下大力加强基础性科研工作所具备的前瞻性、战略性以及系统性等方面的规划部署力度；加速攻克那些至关重要且处于核心地位的各类关键性技术难题；积极探寻出一种可以促使产教双方实现深层次相互融合发展的崭新运作机制。
杨书记的这席话语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它精准无误地道明了产教融合之精髓所在！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高度关注如何做到人才培育和产业市场需求之间的紧密对接；另一方面则务必着重考虑怎样去促成基础理论研究同实际应用研究二者间的有机结合。一言以蔽之，就是既得倾力打造能够切实应对，各种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棘手问题的专业技能型人才队伍群体；又不能忽视对于那些有能力成功突破，诸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限制的尖端创新性人才群体的精心雕琢塑造工作。此时此刻，我不禁回想起了我校曾经任职过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遥想当年，这位老前辈便始终如一地反复告诫大家：作为高等学府而言，不但应当对基础理论研究给予足够程度的重视，而且同样不可小觑针对应用性课题展开相关研究活动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无论是致力于培养纯学术型人才还是专注于造就应用型人才，都应该被视为同等重要之事来对待处理才妥当合理。在他的推动下，我们学校调整了学科体系，增设了一批与产业需求紧密相关的专业，同时，加大了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老师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有一位叫赵建国的老教授，一辈子深耕新材料领域的基础研究，同时，他也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帮助企业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他培养的学生，既有从事基础研究的学术型人才，也有从事应用技术研发的应用型人才，很多学生都成为了行业内的骨干。赵教授常说：“基础研究是根，应用研究是叶，只有根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高校的责任，就是既要育好根，也要养好友，让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如今，赵教授已经退休多年，但他的话，一直刻在我的心里。这些年，我们学校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一直遵循这个理念，不断完善学科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深度融合，产教融合的成效也越来越明显。但我也清楚，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距离国家的要求，距离产业的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篇报道里，侯代表所提及到的"双向兼职、双岗互聘"这种创新机制引起了我的关注，并不禁联想到近年来我们在人才流动性问题上面临的种种难题与挑战。正如他所言："当教师踏入企业领域时，往往忧心忡忡，害怕失去宝贵的编制身份以及无法顺利晋升职称；而那些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们想要进入高等学府任教，则面临着缺乏合适的教学平台支持及难以获得相应课程费用报酬等实际困难。" 这番话无疑精准地描绘出了当前我校在促进人才流动方面遭遇的现实困境。
回顾过去数年时光，我们同样曾积极努力推动高校教师与企业工程师之间实现双向交流互动——既大力倡导高校中的优秀教师前往各类企事业单位兼任职务，深度参与其内部的科技研究开发工作进程；同时亦热忱欢迎来自不同行业领域内具备卓越技能水平的企业资深工程师走进校园，担任客座讲师一职，亲身投入到对学生群体的全方位教育培育活动之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为此付出诸多心血，但最终取得的成效却未能如预期那般显著突出。
以校内一名名为孙丽的年轻教师为例，她自身拥有相当出色扎实的专业素养功底且始终怀有强烈意愿期望能够通过赴外单位兼职方式进一步锤炼提高个人实际操作运用能力。但面对即将到来的选择之际，她内心深处却充满疑虑不安情绪，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迈出关键一步。究其原因所在，主要还是源于对于可能因此遭受不利影响于自身职称评定结果，以及后续学术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进度的担忧顾虑。她说：“鹿老师，我也想去企业看看，可我要是去兼职，就没有时间搞科研、发论文了，职称评审过不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企业那边，情况也同样如此。有一位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水平很高，我们邀请他来学校兼职授课，可他却拒绝了，说：“我在企业，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和绩效，去学校授课，课时费不多，还耽误我在企业的工作，得不偿失。而且，我没有高校教师的职称，就算去授课，也得不到学校的认可，没什么意义。”
这种体制壁垒，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高校和企业人才流动的脚步。侯代表提出的建议，让我看到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希望——完善双向兼职、双岗互聘机制，对参与双向流动的人才，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时，将解决产业难题、转化成果成效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让“把论文写在产线上”同样得到认可。
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我们学校在职称评审改革方面做的一些尝试。我们修改了职称评审标准，不再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科研项目经费作为评价指标，而是将科研成果转化成效、校企合作贡献、人才培养质量等纳入评价体系，鼓励教师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参与企业技术研发。这一改革，得到了不少青年教师的支持，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主动走进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科研成果转化的成效也明显提升。
但我也清楚，这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打破体制壁垒，实现高校和企业人才的自由流动，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需要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建立一套“利益共享、平价互通、平台共育”的人才互通机制。侯景滨代表建议，推动校企联合构建“共享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校教师，将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服务企业创新成效纳入职称评聘指标；对企业骨干，将技术攻关能力、人才培养贡献作为技能等级认定和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这个建议，非常有针对性，也正是我们当前需要推进的工作。
侯代表还提到，人才互通不能只靠政策松绑，更要靠平台承载。让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在中试线、生产线上真刀真枪地练，在解决实际难题中长本事。共育平台才能让人才“长得成”，让人才“入学即入行、毕业即骨干”。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学校的产教融合实训平台。
这些年，我们学校也建立了一些产教融合实训平台，但大多规模较小，设备相对落后，无法满足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的实践需求。有一次，我去外地考察，看到一所高校依托创新联合体和国家级中试基地，建立了大型的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可以在平台上开展中试实验、模拟生产，真正实现了“在实践中成长”。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回来后也要推动我们学校建设这样的实训平台。
可由于经费、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这个想法一直没能实现。如今，侯景滨代表提出，建议依托创新联合体和国家级中试基地，在化工新材料领域布局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平台，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样的实训平台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将能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成为既懂理论又懂实操的复合型人才。
看完关于产教融合的报道，我又想起了前几天，和一位老同事的聊天。他跟我说：“现在的科研，越来越像一场拼资源的战争，个人奋斗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至少十年前就开始了。那些抱上粗壮‘大腿’的，已经成长为新一代‘学阀’的，赢麻了。但你说，他们未来的日子，就特别好过没烦恼么？也不是。
“考核肯定是越来越严，标准越来越高了。普通高校老师，重点高校的普通老师，都过得不好的时候，剩下的少数人，也不可能过得很好。压力就是普遍存在的，都难啊！”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情异常复杂，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涌上心头。毕竟，我已经在高校科技管理这个岗位摸爬滚打了整整四十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江湖了。对于目前这种科研生态环境下的种种状况，我再了解不过了。
这些年来，科研考核制度愈发严格苛刻，评价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节节攀升。与此同时呢，有限的科研资源却逐渐向极少数优势单位和个人倾斜聚拢，这无疑使得众多普通教师陷入了一个艰难困苦的境地之中。特别是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们，他们所承受的压力简直超乎想象：要是手上没有科研项目支撑，那自然也就得不到任何经费支持；而一旦失去了经费来源，想要继续推进科研工作便成了痴人说梦般遥不可及之事；如此一来，拿不出像样的科研成果又如何能获得职称晋升机会？更有甚者，如果一直碌碌无为下去，恐怕连饭碗都会保不住……
我想起了我们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叫周凯。周凯很有才华，也很努力，入职后，一直潜心搞科研，可由于没有资源、没有人脉，一直拿不到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也大多是普通期刊，绩效考核一直排在末尾。有一次，他找到我，一脸疲惫地说：“鹿老师，我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我每天加班加点，努力搞科研，可还是没有成果，没有项目，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那些有资源、有人脉的老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到大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而我，再努力也没用。”
看着周凯疲惫的样子，我心里很是心疼。我知道，他的困境，不是个例。在当前的科研生态下，很多普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个人奋斗的力量，在资源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些抱上“大腿”、拥有丰富资源的教师，确实能更容易拿到项目、发表论文，更容易晋升职称，成为所谓的“学阀”。可正如我那位老同事所说，他们也并非没有烦恼，考核越来越严，标准越来越高，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旦考核不过关，同样无法稳妥地混到退休。
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科研环境相对单纯，老师们一门心思搞科研，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考核压力。那时候，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有才华，就能做出成绩，就能得到认可。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研环境越来越复杂，考核机制越来越严格，科研资源越来越集中，很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晋升，去拼资源、拼人脉，渐渐忘记了自己搞科研的初心。
有一位老教授，一辈子潜心搞基础研究，不追名、不逐利，发表的论文不多，但每一篇都很有学术价值。可在后来的考核中，由于论文数量不够、科研项目经费不足，他的绩效考核一直不理想，甚至被暂停了科研经费。老教授很无奈，跟我说：“我搞科研，不是为了论文，不是为了经费，而是为了推动学术进步，为了培养人才。可现在，考核标准只看论文、看经费，我这样的人，越来越难立足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当前的科研考核机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过于注重量化指标，忽视了科研成果的质量和价值，忽视了教师的初心和付出。但我也相信，随着国家对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状况一定会得到改善。正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所说，要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向，规范学术论文指标的使用，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
这些年，我们学校也在积极推进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完善分类分层评价标准，注重代表性成果评价，鼓励教师潜心教学、研究和创新，努力让每一位努力的教师，都能得到认可和尊重。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初心，就一定能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让更多的教师，能够静下心来搞科研、育人才，让个人奋斗，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透过玻璃幕墙，洒在办公桌上，照亮了我鬓边的白发，也照亮了桌上那些厚厚的工作笔记。我关掉电脑，拿起桌上的工作笔记，轻轻翻开，里面记录着我四十年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记录着我对高校发展的牵挂和期盼，记录着我为破解产教“两张皮”、完善科研生态、培养优秀人才所做的每一份努力。
还有二十天，我就退休了。有人问我，退休后，最想做什么？我说，我不想闲着，多听听老师们和学生们的声音。我一辈子都在高校工作，我的青春，我的热血，我的初心，都留在了这里。我见证了明德大学的变迁，见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见证了产教融合从举步维艰到蓬勃发展的过程。
我知道，我退休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沿着我们的脚步，为高校的发展，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为破解产教“两张皮”、完善科研生态、培养优秀人才而努力。我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产教“两张皮”的现象一定会彻底破解，科研生态一定会越来越好，高校一定会培养出更多适应国家发展需求、服务产业发展的优秀人才，高等教育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退休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