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驿馆之后，张不言没有立刻睡。他坐在灯下，把今天在城南巷子里看到的事又过了一遍——那些光脚的孩子，空碗的老人，靠着墙根等太阳照进来的孩子们。
每一幅画面都像一枚被按进软木里的图钉，不深，但拔不出来。他在灯下坐了一会儿，从包袱里拿出那本册子翻到新的一页，但没有急着落笔。
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纸面，像在等那些还没有被说出来的话自己找到合适的落脚处。
窗外夜色正浓，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动灯焰，在墙上投下一片晃动的影子。
第二天一早，他没有再穿那件官袍，还是那身灰布长衫，但换了一双更旧些的布鞋。
赵大虎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手里拿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空麻袋，像是要出门采买的脚夫。
两人相视一眼，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惊动驿馆的人，从侧门溜了出去。
他们走的方向跟昨天一样，穿过主街，拐进那条越来越窄的巷子。不同的事开始发生，他们在巷口遇到一个蹲在墙根下修鞋的老头，张不言蹲下来，说自己想打听城南那几户人家的事——他有两个远房亲戚住在这附近，去年来信说日子还过得去，今年忽然没了音信，担心是出了什么事。
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赵大虎一眼，手里的锥子停了一下，问了一句：“你亲戚姓什么？”张不言说姓王。
老头低下头继续修鞋，像在把什么东西压回水底：“姓王的，城南没有姓王的。你怕是记错了。”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件已经不必再核实的事实。
张不言站起来，在巷口的茶摊坐下，要了两碗茶。茶摊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围裙上沾着茶渍。
张不言跟她闲聊了几句，提到街尾的孙家老屋——昨晚上路黑没看清，好像是空了很久。
妇人擦桌子的手顿了一下，像水面的倒影被风揉皱了一瞬又恢复原状：“那屋子空了好些年了，孙家老两口是没了，儿子也走了，听说去了外地，没再回来。”她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像茶壶里最后一滴倾倒时拖出的细长水线。
张不言又问：“那孙家的地呢？”妇人没有立刻回答，把抹布在水桶里搓了搓，拧干，搭在桶沿上，像在确认那滴悬而未落的水已经滴尽了：“地嘛，总有人种的。”她没有说谁在种，但张不言注意到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往城东的方向偏了一下，像一枚被风吹偏的指针，不由自主地转向某个方向，又迅速收了回来。
回到驿馆之后，张不言把赵大虎叫到房间里，关上门：“大虎，你今晚去一趟城东。不要走正街，从河边绕过去。看准了地方，认一认那几家宅子的牌匾和门前的灯笼样式，认完就回来，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也不要让人认出你是谁。”赵大虎点头，像一棵已经被风吹了很久的老树，无论风从哪里来，都不需要再问一遍方向。
当天晚上，赵大虎果然在天亮前回来了，一身露水，鞋底沾着河泥：“先生，城东那几家大宅子门口都挂着灯笼，红底黑字，写着‘刘府’‘周府’‘张府’。我数了数，光是刘家一个院子就有三重门，墙比两个我还高。最气派的那家写着‘积善堂’三个字，门楣上还有一块旧匾，像是皇上题的。”他说
“积善堂”三个字的时候，不自觉地加了一点嘲讽的语气。张不言点了点头，像一滴墨终于落进了它该去的那一行字上，被纸面缓缓吸收，轮廓清晰，不偏不倚。
他铺开那本册子，翻到
“苏州府”那一页，在空白处添了几行字：“孙家老屋已空，无人敢提旧事。城东刘、周、张三姓，占田最多。刘家宅门悬‘积善堂’匾额，疑为御赐，不便公然查问。”他搁下笔，把册子合上放回包袱里，赵大虎已经靠着墙根睡着了，呼吸均匀得像一条被疏通了水草的暗渠，在暗处继续淌着。
张不言没有叫醒他，在桌前多坐了一会儿，把明后天要去的几处地名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吹灭了灯。
他知道有些人已经听到了脚步声，在灯罩外面重新调整了坐姿，翻过了一页已经读过的书页。
但他的步子不会停，那本册子也不会合上。窗外的月色落在桌面上，像一枚被搁置了很久的信笺，边角已经微微卷起，但上面的字迹还没有被磨平。
他打算在它彻底模糊之前，让那些被压在水底的话重新浮到水面上来。
他相信只要他还在走，总会有某条河的某一截河段，愿意在没有灯笼的夜里，替他亮起一盏不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