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傍晚，钟国胜把保卫制服挂在门后，换上那身灰布中山装，袖口扣得整整齐齐。
走出九十五号大院的门时，赵建英已经等在门口了。
赵建英今天的布袋里装着两斤棒子面和一包用旧报纸裹着的红糖。
钟国胜问赵建英红糖是哪来的，赵建英说秦奶奶上回提过，腿伤恢复期间大夫让她多补血，自己特地找百货公司的同事换的红糖票。
“红糖补血，秦奶奶腿伤还没好利索，喝点红糖水总比光喝白水强。”
赵建英把布袋往肩上提了提，语气平常。
钟国胜没有多说什么，接过赵建英手里的布袋拎在自己手里，两人并肩往交道口北二条走去。
秦奶奶正坐在炕上，右腿的夹板还没拆，但气色比上回好了许多，脸上也有了些血色。
看见两人进来，两只手撑着炕就要坐起来，赵建英快步上前轻轻按住她说秦奶奶您别动。
挽起袖子，把秦奶奶换下来的几件衣服先去洗干净，一件一件抖平晾在晾衣绳上。
钟国胜蹲在院子里检查上次钉好的门板，推了推，还是严丝合缝，又拎起水桶把水缸挑满，然后把墙角那堆引火的细柴重新码了一遍。
秦奶奶坐在炕上，看着赵建英在院子里晾衣服的利索身影，又看了看蹲在门口码柴火的钟国胜，拉着赵建英的手，笑眯眯地说：“你们小两口每回来都干活，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赵建英这次没有脸红，只是笑了笑，把红糖往秦奶奶手里轻轻推了推，说：“秦奶奶，您腿好了我们就不干了，到时候您想让我们干我们还不来呢。”
秦奶奶被赵建英逗得笑出了声，连声说好好好。
从秦奶奶家出来，两人又去看了鼓楼东大街的赵奶奶和孙老头。
赵奶奶的水缸也快见底了，钟国胜拎着水桶挑了两趟才灌满；孙老头院子里那几片瓦上次补过之后倒是结实，但门槛松了，钟国胜借了锤子敲了几颗钉子重新钉牢。
赵建英帮赵奶奶梳了头，又帮孙老头把晾在院子里的干辣椒收进屋里。
孙老头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两人忙活完，拿烟袋锅子敲了敲门槛，对钟国胜说：“小钟，你这帮手越来越利索了。”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擦黑，赵建英走在钟国胜左边，忽然开口问钟国胜下周六晚上有没有空。
钟国胜侧头看赵建英，问什么事。
赵建英还是那个坦荡的表情，不躲不闪，说自己爹想请钟国胜到家里吃顿饭。
钟国胜脚步顿了一下。
赵建英的父亲是区武装部干部，在人事档案科工作多年，自己的安置方案就是这位赵科长经手的。
一个武装部干部请一个保卫处队长去家里吃饭，不可能是普通的邻里走动。
钟国胜看着赵建英坦荡的脸，心里明白这顿饭的分量，不是相亲，不是考察，是认可。
赵建英既然敢开口邀请自己，说明赵建英已经在家里把该说的都说了，该表明的态度都表明了。
钟国胜问：“赵科长有空了？”
赵建英说：“我爸说下周六晚上在家，让钟队长赏光。”
赵建英说到“钟队长”三个字的时候，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像是在学着父亲的口吻，又像是在逗钟国胜。
钟国胜沉默了一会儿，说好。
赵建英灿烂一笑，说了句“那下周六见”，转身拐进了自家胡同。
走路的步子比平时更快了几分，麻花辫在背后晃来晃去，月光把赵建英碎花衬衫的背影映得忽明忽暗。
钟国胜站在胡同口目送赵建英的背影消失，把双手揣进裤兜里，指尖碰到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自行车票。
郭长海给自己的自行车票，自己一直放在兜里没去提车。
也许该趁这几天把自行车买回来了，下周六去赵家吃饭，总不能走着去。
转身朝九十五号大院走去，心里盘算着下周六去赵家吃饭该带些什么。
赵父是武装部干部，不稀罕东西，但作为晚辈登门，礼数不能少。
第二天上班，钟国胜的日子并没有清闲下来。
内保大队队长的事务比代理时期多了好几倍，排班表、巡逻日志、物资出入抽查、专项检查组的后续工作，每一项都需要钟国胜签字拍板。
但这次钟国胜走进值班室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气氛变了。
以前自己坐在角落那张办公桌后面翻名册的时候，走廊里偶尔飘进来的议论是“十八岁就当副队长，靠的不就是他爹那点光嘛”。
现在钟国胜推开值班室的门，围在长条桌前交接班的几个干事同时站直了，不是那种刻意的立正，而是下意识的、带着尊重的姿态。
老周第一个开口：“队长，早。”
小刘跟在后面也喊了声队长，大傻春抱着胳膊靠在墙角，粗声粗气地接了句“队长来了”。
自从表彰名单上念到自己的名字，大傻春不再觉得自己是坐冷板凳的边缘人了，那声“队长”叫得比谁都响。
赵卫国把当天巡逻排班表递到钟国胜手里，压低声音补了一句：“队长，老马今天一早就来值班室了，在门外等了半天。”
钟国胜抬起头，看见老马站在值班室门口。
老马从后山废料场调回内保大队之后被安排在北门岗当副岗，观察期还没结束。
老马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两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裤缝，脸上的表情有些局促，像是在斟酌措辞钟国胜说：“老马，进来说。”
老马走进值班室，站得笔直，声音有些沙哑：“队长，我以前在门岗干了八年，觉得自己资格老，你说的话我不服，你把我调去废料场那阵子，我心里憋着劲想找机会翻盘。”
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后来我儿子的事你查清楚了，该处分的处分了，没有连累他。我老马这辈子没服过谁，但你是真心实意替厂里办事的，敌特那事，要不是你蹲守摸排揪出来，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
老马说完，朝钟国胜微微鞠了一躬，“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干啥，绝不含糊。”
潘子和顺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在了走廊里。
潘子手上还拿着刚从货运门岗换下来的登记本，顺子跟在后面。
钟国胜看到他们俩，偏了偏头说：“你们俩也要表个态？”
潘子把登记本往桌上一放，语气认真：“队长，货运门岗这个月的物资出入登记，每一栏都填得清清楚楚，你要是查出问题，我自动走人。”
顺子在旁边用力点了点头，没说话，但那个点头的力道比什么保证都实在。
走廊里那几个以前私下议论“新来的副队长手太狠”的老干事，此刻也都沉默着。
有人端着搪瓷缸子靠在墙边，有人夹着烟忘了点，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十八岁的队长，是靠真本事坐上这个位置的。
门岗整顿、帽儿胡同收网、轧钢厂内部潜伏网络清查，哪一件事拎出来，都不是“靠他爹的光环”能干成的。
敌特破坏的是正常人的生活，破坏的是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的安稳日子。
钟国胜不声不响连办两次敌特案子，揪出藏在厂里的潜伏者，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大多数人心服口服。
赵卫国站在办公桌旁边，看着老马朝钟国胜鞠躬的那个动作，低声对大傻春说了句：“队长这人，从来不记仇。”
大傻春抱着胳膊，嘴角动了一下，没接话，但那个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自己当初在广播室门口被孙大勇一脚踹翻，钟国胜是第一个把自己从冷板凳上拉起来的人。
老马是自己来找钟国胜道歉的，潘子和顺子是自己来表态的，这些事队长从来没要求过他们，但他们自己觉得应该来。
人有时候缺的不是惩罚，而是一个台阶。
队长给了他们台阶，他们自己就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