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源于北魏六镇鲜卑军制，历经西魏宇文泰时期的初步整顿，至北周已运行数十年。然而，早期的府兵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兵士身份低微，被视同奴仆；军户世代相袭，毫无社会地位可言；胡汉分治，鲜卑军人与汉族士兵待遇悬殊。这种制度虽然在战乱时期能够维持军队运转，却严重制约了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更无法适应统一战争对大规模兵源的需求。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君主。他登基之时，北周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形势：北齐据有富庶的关东地区，国力犹存；突厥雄踞北方，时和时战；南朝陈虽偏安江左，却仍有相当实力。武帝深知，若要实现统一大业，必须建立一支数量充足、战斗力强悍、忠诚可靠的常备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府兵制的性质，提高府兵的社会地位，扩大兵源基础。
更深层次的考量在于民族融合。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胡汉融合虽持续推进，但在军事领域，鲜卑贵族仍把持核心权力，汉族士人难以进入军界高层。武帝敏锐地认识到，唯有打破这种民族壁垒，才能充分调动汉族民众的积极性，形成真正的举国之力。
武帝的改革措施系统而深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兵农合一，扩大兵源。武帝推行"六家共备一兵"的制度，即六户农家共同负担一名府兵的装备给养。这一制度既减轻了单户农民的负担，又大幅扩充了兵源基数。更重要的是，它将府兵与均田制下的自耕农紧密结合，使府兵成为国家编户齐民的一部分，而非与世隔绝的军户贱民。
第二，提高府兵社会地位。武帝明令规定，府兵本人及其家庭享有免租调、免徭役的特权。府兵在乡里之中，地位高于普通农户，可与低级官吏比肩。这一政策极大地提升了从军的社会声望，使"从军为荣"成为社会风尚。许多寒门子弟纷纷投身军旅，以求建功立业、改变家族命运。
第三，胡汉融合，打破民族界限。武帝下诏，府兵选拔"不限华夷"，鲜卑、汉、羌、氐、羯等各民族子弟，只要身强力壮、武艺出众，皆可入充府兵。在军队编制上，打破原有的部落兵制残余，统一按地域和职能编组。高级将领的任命，也唯才是举，不论出身。韦孝宽、李穆等汉族名将，正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成为北周军事的中流砥柱。
第四，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军将私兵。武帝设立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分统府兵，相互牵制。又设总管府于各地，掌地方军政，直接对中央负责。这一系列措施，有效防止了军将拥兵自重，确保了军队对皇权的绝对服从。
经过武帝的系统改革，北周军力呈现质的飞跃。至建德年间（572—578年），北周府兵总数已达二十万众，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这支军队既保留了鲜卑骑兵的剽悍勇猛，又吸收了汉族步兵的严密阵法，更融合了各民族战士的特长，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府兵制改革推动了北周社会的深刻变革。大量汉族农民通过从军获得上升通道，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军功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尚武精神重新焕发。这种社会活力的激发，为北周统一北方乃至全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陈太建九年（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亲率大军东征，开启了统一北方的最后决战。此时的北齐，虽据有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人口繁盛，财赋充裕，却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齐后主高纬荒淫无道，宠信奸佞，诛杀名将斛律光、兰陵王高长恭，自毁长城。朝廷内部，鲜卑勋贵与汉族士族矛盾尖锐；地方之上，民变蜂起，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相比之下，北周政治清明，武帝励精图治，府兵新制成效显著，国力蒸蒸日上。突厥此时与北周通好，北方无后顾之忧；南朝陈虽与北齐结盟，却无力北上。天时、地利、人和，皆归于北周。
建德六年正月，武帝以齐王宇文宪为前锋，自统大军十余万，分兵数路进攻北齐。周军首先攻取晋州（今山西临汾），打开通往并州的门户。齐后主闻讯，勉强拼凑大军来救。两军相持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周军以逸待劳，大破齐军十万。齐后主狼狈逃回晋阳，又弃城北走邺城。
晋阳，这座北齐的霸业根基、北方军事重镇，竟不战而下。周军缴获齐军辎重无数，更获得大量熟练工匠和军匠，极大增强了北周的战争潜力。
武帝不给齐军喘息之机，乘胜追击，直捣邺城。齐后主高纬惊慌失措，传位于幼子高恒，试图以退位换取喘息。然而大势已去，周军如疾风骤雨，攻破邺城。高纬父子出逃青州，最终被俘。历时二十八年的北齐政权，至此灭亡。
北周灭齐，结束了自北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东西对峙局面，北方重新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这一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政治上，它终结了鲜卑拓跋部内部长期的分裂争斗，为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扫清了主要障碍。北齐、北周虽同为鲜卑化政权，却在文化政策、政治制度上各行其是。北周的胜利，意味着关陇集团政治模式的最终确立，这一模式将深刻影响此后三百年的中国历史。
经济上，北齐境内的河北、山东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农业区，人口密集，手工业发达。北周获得这些地区，国力骤增数倍，为后来的统一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文化上，北齐保留了更多北魏孝文帝改革前的鲜卑旧俗，同时也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中原文化传统，佛教艺术尤为兴盛。北周则推行较为激进的汉化政策，同时保留关陇地区的军事传统。两种文化传统的汇合，使胡汉融合进入新的阶段。长安、邺城、洛阳三大文化中心的文化交流，催生了更加包容开放的隋唐文化。
民族关系上，北齐境内有大量鲜卑、汉、羯、氐、羌等族人口，北周灭齐后，将这些不同族属的民众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武帝继续推行其民族融合政策，不分胡汉，一体编户，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汉化，而是在保持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共同认同。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堪称雄才大略之辈。他十八岁登基，在位十八年，其间励精图治，革除时弊，使北周由弱转强，最终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他的政治抱负远不止于此。
武帝深知，统一北方只是第一步，最终目标是混一南北，结束自永嘉之乱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灭齐之后，他立即着手准备南征陈朝。建德七年（578年），他亲统大军北伐突厥，意在解除北方威胁，为南征创造条件。然而，天不假年，他在北伐途中病倒，不久崩于云阳宫（今陕西淳化），年仅三十六岁。
武帝的早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遗憾。史载他"克己励精，听览不倦"，"劳谦接下，自强不息"，在位期间"内修政事，外拓疆境"，堪称一代明君。如果他能够享国长久，以他的才略和北周的国力，极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中国历史或将改写。
武帝去世后，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周宣帝。这位年轻的皇帝，与其父形成了鲜明对比。宣帝"幼而令严"，在武帝的严厉管教下长大，心理扭曲，性格乖戾。一旦登基，便肆无忌惮地放纵私欲。
宣帝的荒淫昏庸，史所罕见。他打破礼制，同时册立五位皇后；他强夺臣下妻女，纳入后宫；他大兴土木，营建洛阳宫室，劳民伤财。更为严重的是，他猜忌宗室功臣，杀害齐王宇文宪——这位北周最杰出的宗室将领，武帝的得力助手，竟被无辜诛杀。他又大撤诸王就国，削弱宗室力量，使中央失去藩屏。
在宗教政策上，宣帝迷信佛道二教，既想以佛教收揽人心，又试图恢复道教地位，朝令夕改，政令混乱。他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两年，却将武帝积累的国力消耗殆尽，政治秩序破坏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