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结果公布的那天下午，伦敦城里就变了天。
交易所对面的那家老酒馆里，几个工厂主围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窗帘拉了一半，把灰蒙蒙的天光挡在外面。
桌上搁着几杯已经凉透的啤酒，没有人喝，只是放着，像某种被遗忘的祭品。
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中年人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搁。“继续。《谷物法》又要延续不知道多久了。我们这些开工厂的，赚的每一分利润，最后都变成了地主田庄里多出来的一车麦子。”
旁边的人接话了，声音不重，可每一个字都像在牙缝里磨过的。
“可不是。面包一天比一天贵，工人买不起面包，就拿什么干活？饿着肚子站在机器旁边，活干不出来，次品率还高。
我们只能涨薪水——不涨，人就走；涨了，利润就薄得像一张纸。
可伦敦的房租在涨，铁价在涨，运费也在涨，哪一样是我们说了算的？托利党那些坐在乡间庄园里的大地主，他们不在乎工厂主赚不赚钱。
他们只在乎自己田庄里的麦子能卖多高的价钱。我们流汗，他们收租；我们承担风险，他们坐享其成。”
有人插话：“李嘉图他们早就把账算得一清二楚了。限制谷物进口，国内粮价就下不来；粮价下不来，工人的肚子就填不饱；肚子填不饱，就得加薪水；加了薪水，工业利润就被压缩。
一条链子，一环扣一环，最后锁死的不是地主的口袋，是整个国家的工业。
可现在呢，大选一过，《谷物法》还是纹丝不动，我们还在给地主们当佃农——可不是在地里干活，是在车间里替他们交租。”
第一个开口的那位冷笑了一声。“这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的工厂被地租和薪水的双重压力压垮？等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烟囱全部熄火？等到那些工厂主朋友一个个卖掉机器转行做别的？然后那些地主老爷们才会发现，没有我们的工厂，他们的麦子也卖不出去。”
几个人同时沉默。窗外有马车驶过，车轮碾过石子路，声音沉沉的。酒馆老板站在柜台后面擦着杯子，没有往这边看。
同样是在大选结果公布后的傍晚，东区一间地下酒馆里却完全是另一副景象。
这里没有窗帘，没有像样的桌子，几只歪歪扭扭的凳子挤在昏暗的烛光里。
几个刚从工厂下工的工人围坐在一张被油渍浸透的旧木桌旁，手指还沾着没洗干净的煤灰和铁锈。
一个穿着粗布外套的中年人把捏在手里的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那一半递给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同伴。
那年轻人接过去，没有立刻吃，只是攥在手里，攥得指节泛白。
“《谷物法》又要延续了。”他低声说，声音不重，可每一个字都像是咬着牙挤出来的，“我们每天站在机器旁边十几个小时，干完了活，拿到的那点工钱，买几块面包、一点黄油，就什么也剩不下了。我女人昨天跟我说，家里只剩半个面包了。两个孩子饿着肚子去睡觉，小的那个半夜哭醒，她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他。”
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把酒杯搁在桌上，擦了擦嘴角。“抱怨有什么用？你在这里说的话，那些议员听不见。他们坐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大厅里，讨论着我们的面包该卖多少钱。我们这些人连一张选票都没有——谁替我们说话？谁在乎我们吃不吃得饱饭？”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搁，“没人。从来没有人。”
那个分面包的人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谷物法》一天不废，面包就一天不会便宜。面包不便宜，我们的孩子就一天长不高。可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不能投票，不能演讲，不能写文章——我们不认识字。我们只有这双手。可这双手，现在连一块像样的面包都挣不来了。”
没有人再说话了。烛火在桌上跳着，把几个人的影子投在黑漆漆的墙上，晃来晃去的，像是被困在屋里找不到出口的鸟。
酒馆老板站在柜台后面，擦着那只已经擦过无数遍的酒杯，也没有说话。他也是一个工人出身的老板，他知道那些话不需要回答。
因为这间地下酒馆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他们照常要去工厂，照常要站在机器旁边，照常要在下班后买那几块越来越贵、越来越小的面包。
***
伊丽莎白带着一身寒气走进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时候，玛丽正坐在客厅里享受她的下午茶。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茶几上那壶大吉岭还冒着细细的白雾。
伊丽莎白把披肩解下来递给埃莉诺，坐到玛丽身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把整个议会辩论中憋在胸腔里的闷气全倒了出来。
“这些日子可真是忙坏了。议会里吵吵嚷嚷的，结果最后还是托利党在执政。辉格党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可席位就是席位——差一票也是差。”
玛丽端起茶杯。“辉格党难道没有行动起来？女王可是倾向改革的。托利党不可能一直执政下去。”
伊丽莎白点点头。“似乎有所行动。只是具体的动作，现在还不太清楚。格雷伯爵那边口风很紧。”
玛丽嗯了一声，没有追问。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靠在沙发扶手上，看着伊丽莎白。“你这一次来，是有什么事？”
伊丽莎白把手里的茶杯搁在碟子上，瓷器碰出一声轻响。“上一次提议案也过了不少日子了。窗户税废除之后，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再推动一些改革。可不是没有头绪，就是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想来问问你，有什么好主意。”
玛丽端起茶杯，没有立刻回答。
她靠在沙发扶手上，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你也知道，我入股了一间船厂的事。他们费心费力研制出了一种新的推动装置，叫螺旋桨。装在船尾，在水下推动船只，比明轮效率高得多。按理说，申请专利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可是——”
她放下茶杯，看着伊丽莎白，“你还记得，当初加德纳舅舅卖口罩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申请专利吗？”
伊丽莎白愣了一下。她嘴微微张开，回忆像潮水一样涌回来。“记得。他说专利要花几百镑，手续很复杂，而且就算申请下来也很难保护的，法院并不站在普通人这边。”
“是的。”玛丽点点头，“因为只有大贵族才能在法院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些普通人的专利，就像是一个笑话。你也许在想，这套制度是不是对宾利先生那样的新富很友好？可现实很残酷——它既不友好，也不高效。它更像一座由高昂费用、繁琐程序和巨大不确定性构成的迷宫。”
她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我让巴纳德律师整理了船厂申请专利的过程。你想听吗？”伊丽莎白坐直了身子，点了点头。
“申请一项专利，首先要有设计稿，要写一份详尽的说明书，附上宣誓书，向国王陛下提出授予专利的恳求。
然后，这份文件需要依次通过内政部、检察总长、御玺办公室、王玺办公室和大法官的签署。
每一个环节都要缴纳费用——不是一次性的，是每一道门都要交一次钱。
等所有门都走完了，加盖国玺，专利才算正式生效。有效期十四年。”
她把文件放在茶几上，重新坐下来，“听起来很体面对不对？可你猜，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要花多少钱？”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
“光收费就要一百镑以上。还不算律师费、差旅费，不算每一个环节里那些‘约定俗成’的打点。如果你想把专利保护范围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费用还要翻倍。一百镑——一个技术熟练的纺织女工，不吃不喝干十年，才攒得下这笔钱。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真正在一线动手发明的工匠，他们连专利的门槛都摸不到。”
伊丽莎白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着，没有说话。
“就算你凑够了钱，拿到了专利，维权呢？英国根本没有专门的专利局，也没有专门的专利法庭。
有人侵犯了你的专利，你得自己找律师去普通法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用高得吓人，程序冗长，被诉方可以用‘专利无效’和你拖上很多年。
一位造船工程师，托马斯·莫顿，发明了船台滑道专利，能大大提升造船效率。可竞争对手侵犯了他的专利，他被迫卷入旷日持久的侵权诉讼。
那些法律程序把他拖得精疲力竭，维权的时间比研发的时间还长。
你想想，像哈蒙德先生那样埋头在厂房里做研究的工程师，他哪有那个精力和财力去应付这样的官司？”
伊丽莎白想起哈蒙德先生那张被海风吹得粗糙的脸。
那样一个人，如果不是玛丽入股了船厂，如果不是玛丽背后有女爵的姐姐和作为密友的女王——他的螺旋桨，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泰晤士河的波浪里。
“所以你看，”玛丽把茶杯往茶几上轻轻一搁，“专利制度本意是保护发明，可实际上，它变成了一道墙——把普通人和他们的创新隔离在外。
大贵族不在乎这个，他们有庄园和田地，不需要靠专利赚钱。
可那些真正在工厂车间里、在码头工棚里、在实验室里动手做东西的人，他们的智慧得不到保护，他们的心血被人随意窃取。”
她看着伊丽莎白，“你刚才问，下一项改革从哪里入手。我想，这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伊丽莎白点点头。“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方向。让专利申请更简便，让费用更低，让普通人也能负担得起——更重要的是，让法律真正保护他们的权利，而不是只保护那些请得起律师的有钱人的权利。”
她靠在沙发背上，望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眼神里有一种光。
那一刻，她从一位议员变成了某种更深远的东西——一个正在为千千万万沉默的普通人铺设台阶的人。
那些在车间里、在码头边、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的工匠和技师们，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将因为今天这杯茶、这段对话，而不再被一道由金钱和繁琐程序筑成的墙挡在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