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张补了2000.
光是五万多盒的销量就让总营业额直接飙到了一百五十万港币。
当葵涌重工成了潮人认证的独立精神图腾，一个厂牌就有了文化符号和圈层信仰。它的商业价值就不止于卖磁带了。
后面的周边、版权代理、甚至音乐节演出策划，钱就像雪球一样滚过来了。
公司里平时小打小闹还可以，一旦赚钱就让人头疼。一直在家带娃的浓浓就被请出来管财务。
新官上任三把火，她的野心比他们还大，几百万在她眼里都不够看。
要买地，要建厂，要和内地谈合作，要他们学普通话。
一堆反骨仔坐在台下听财务主管上课，“香港才多少，全世界说粤语的才多少人，你们做音乐的初衷是为了什么？这个粤语市场就这么大，内地市场就是你们抢占先机的时候，等到时候被瓜分了，你们挤破头都进不去！
我不干预你们的创作，但你们要出普通话专辑。
去内地开演唱会，人家是不是要听得懂才愿意买单？内地十几亿人，你们的专辑砸下去，没有一千万人听也有一百万人听，就算没有一百万，那十万有没有？你们想想这个市场有多大……”
台下，坐小板凳的阿PaUl忍不住用手肘撞了家驹，压低声音吐槽：“你老婆太适合去搞传销了。”
家驹心虚地往台前偷瞄了一眼，见浓浓的注意力没在自己身上，立刻毫无原则地叛变了组织，咬着牙附和：“就是就是！把我们当牛马使唤，赚那么多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不稀罕……”
话音刚落，阿paUl用看傻子的眼神斜了他一眼：“丢，你脑子有泡吧？我还是听你老婆的。”
创业就怕迷茫没有计划，浓浓大方向定了，买地、建厂、普通话专辑、内地十亿市场，全票通过一锤定音。
这帮平时散漫惯了嘴上满是反骨的音乐人，虽然嘴里吐槽，身体却很诚实地开始盘算怎么把这套宏伟计划落地。
原创歌手们先进内地市场，他们的作品往往以民谣抒情或大众流行叙事为主，词曲干净不踩线，更容易拿到正规的批文。
于是beyOnd乐队沦为伴奏。
因为他们是股东，为了给公司省钱不得不做。
让这群平时在排练室里把失真开到最大，习惯了用重打击乐和嘶吼宣泄青春的摇滚硬汉，去给一首温温柔柔的抒情歌曲当伴奏，浓浓特意买了录像机。
镜头里的录音室，麦克风前站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歌手，而在他身后的半圆形录音区里，beyOnd坐在各自的阵地上。
阿PaUl手里那把燥得不行的电吉他，为了配合这首人畜无害的温柔抒情歌，把失真关了改成了清音。他抱着吉他眼神涣散，轮到自己弹了，机械地拨着弦。
黄家驹抱着木吉他，看着时钟在想一会接孩子放学的事，时不时扫一下弦。
世荣坐在架子鼓后头，手里那对鼓棒轻得像是在捏绣花针。底鼓？踩不了一点，怕动静太沉。镲片？更不敢碰，怕刺耳。他整个人虚虚地悬在鼓凳上，用最轻柔的力道敲着军鼓，发出的声音小得跟外面敲木鱼似的。
主唱唱到动情处，回头冲他们抛了个眼色，示意乐队情绪可以再深情一点。
他们三个一脸生无可恋，把生平最温柔的手法都展现出来。
正是有了这种地狱级的跨界锻炼，1990年，葵涌重工音乐发行了一首儿童专辑。
两个小黄四岁了，讲话流利连贯，不过唱起歌来有点大舌头，唱快了还会喷口水。beyOnd几人就是跟孩子们闹着玩，把乐队的歌给他们翻唱，奶音版愤怒摇滚，他们边录边笑。
两个娃唱到“手中香烟 杯中生啤 难平人愤怒”这句，几个大老爷们直接笑得瘫倒在地，两个刚断奶的娃压根不懂什么叫摇滚，什么烟酒愤怒，只管睁着懵懂的大眼睛，喷着口水往外蹦词。
然而，世事难料。
他们乐队正经唱的专辑被卡，小孩子搞怪唱的绿灯通过了审批，这下他们彻底笑不出来了。
严肃的摇滚乐有着强烈的反叛内核，容易让审核的人紧绷神经去逐字逐句抠意义，而小孩像念经一样的稚嫩声音一出来，任何言词都没了攻击性，变得人畜无害。
他们表示深刻怀疑，搞审查的就是在内涵他们！
再说了，小孩子的专辑哪有市场？通过了放上架子能卖出一张都阿弥陀佛了。这样的僵尸专辑除了给beyOnd添堵而已，完全没用。
——不对，对于浓浓来说还是大有用处的。
之前这帮人天天取笑浓浓的宝贝儿子们大舌头，当时笑得有多狂妄，现在就有多狼狈。浓浓拿着批文和录像带，就开始全方位无死角地报仇。
她打印了一百张儿子们的专辑封面贴满公司能看到的地方，上面印着大粗体的出版社名称以及对应的出版发行文号。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公开处刑。
四个人燥得连头都不敢抬了，因为天花板也贴了。在经历了几天惨烈的心态崩塌后，最终由阿PaUl、世荣和家强三人秘谋商量，一致决定把黄家驹当成弃子推出去，全权负责向大嫂负荆请罪。
三天两夜的澳门不带娃旅行。
听到这个决定的瞬间，黄家驹一脸悲痛欲绝，指着这三个叛徒破口大骂：“无耻！卑鄙！下流！我小黄堂堂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气男人，竟然被你们当成了随手抛弃的卖身工具！”
阿PaUl眼皮都不抬一下，慢条斯理地回道：“你去不去？不去的话，我可马上打电话把酒店给退了啊。”
黄家驹硬气地哼了一声，转头抓起车钥匙就狂奔回家收拾行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