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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8章 意大利的试探

    下午四点,陈文统抵达清水湾。

    风尘仆仆,旧帆布包鼓鼓囊囊。

    会议室里,他把包里的东西倒在长桌上:

    照片、信件、日记、几片干枯的茉莉花瓣。

    “五栋房子,五个铁盒。”

    陈文统声音沙哑但有力,“蓝屋的信,白楼的侨批,红楼的盟誓胶囊,青庐的药方,黄宅的日记。全部拿到了授权,可以拍,可以用。”

    他拿起那本林淑贞的日记,翻开最后一页。

    “这姑娘牺牲前写:‘若死,请勿以女身葬我,恐辱家门。’她父母到死不知道女儿是烈士,以为她跟人私奔了。四十年后,我们第一个要认的就是她。”

    许鞍华接过日记,手在抖。

    “电影什么时候开拍?”陈文统问。

    “下个月。”

    许鞍华说,“但开拍前,我们要做一件事。十天后,东京、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的选片人会来香港看企划案。我们要给他们看的不是剧本,是这五个铁盒里的实物,是这五首歌的demo,是这五个家庭后人的授权书。”

    她抬头,眼神如刀:“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槟城空屋》不只是一部电影,是一场跨越四十年的认领仪式。认领那些被遗忘的牺牲,认领那些被误解的勇敢,认领那些该被记住的名字。”

    晚上七点,创作会议。

    长桌上摊开所有资料,墙上贴满五栋房子的照片和人物关系图。

    会议开到一半,前台阿玲又冲进来:“赵总!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从罗马打来电话!他说看了《民国》的录像带,想参与《槟城空屋》的创作,可以做联合编剧或顾问!”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他怎么说?”赵鑫问。

    阿玲看着记录本:“他说:‘这部电影触及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个体如何在家国叙事中保存尊严。我想和你们一起,寻找这个命题的东方答案。’”

    许鞍华和钱深对视一眼。

    “回复他,欢迎。”

    赵鑫说,“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来香港工作,至少一个月,实地参与调研;第二,他必须学习基本的中文,至少要能看懂史料原文。”

    黄沾咧嘴笑:“阿鑫,你这条件够狠。让欧洲大师来香港吃盒饭学中文?”

    “合作不是施舍,是平等对话。”

    赵鑫说,“他要的是东方答案,就得用东方的方式寻找。如果只是坐在罗马的咖啡馆里提意见,那合作没有意义。”

    晚上十点,糖水铺。

    陈伯破例营业到深夜,说是要给这群“夜猫子”补元气。

    桌上摆着刚熬好的十全大补汤,但没人动。

    谭咏麟忽然说:“我有点慌。”

    所有人都看向他。

    “以前我们拍戏唱歌,就是拍戏唱歌。现在突然变成什么?文化使命?历史责任?”

    谭咏麟挠挠头,“我就是一个爱唱歌的普通人,突然要替几百个没回家的人发声,我怕我唱不好。”

    张国荣轻声说:“我也怕。怕我的声音太轻,接不住那么重的故事。”

    徐小凤摇着团扇:“怕才正常。不怕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情。”

    邓丽君点头:“黄月萍老师等了四十年,她怕不怕?肯定怕。怕等不到,怕被忘记。但她还是等了,还是教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她等来的太平,唱给更多人听。”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音乐上,我有个想法。五首歌的‘当代对话版’,我们不用专业歌手录。找普通人录,找南洋华侨的后人录,找香港的年轻人录。让历史的声音,和当代的声音真正对话。”

    黄沾一拍大腿:“好!我的歌词也要改。不写‘他们’,写‘我们’。不写‘那些牺牲’,写‘我们的债’。要让听歌的人觉得,这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们欠下的、该还的债。”

    赵鑫听着这些讨论,忽然想起陈伯,下午悄悄跟他说的话。

    陈伯说,他父亲临终前交代:“糖水铺的配方不值钱,值钱的是来喝糖水的人讲的故事。这些故事,你得记着,传下去。”

    现在,他们记下的,不只是糖水铺的故事。

    是五栋空屋的故事,是几百个年轻人的故事,是一整个时代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即将变成电影,变成歌曲,变成两万人的合唱,变成跨越亚洲的音乐合辑。

    “各位。”

    赵鑫开口,“十天后,三大电影节的选片人会来。一个月后,《槟城空屋》开拍。两个月后,谭咏麟的红馆演唱会和张国荣的独白演唱会同时举行。三个月后,电影原声大碟和‘亚洲记忆合辑’全球发行。”

    他环视每一张脸:“这是一场硬仗。但我想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敢在所有人都追快钱的时候,选择慢工;敢在所有人都拍快餐的时候,选择做正餐;敢在所有人都说‘娱乐就是娱乐’的时候,相信娱乐可以是记忆,是传承,是一个时代给另一个时代的信。”

    谭咏麟突然站起来,举起汤碗:“那就干吧!唱他妈的!拍他妈的!让全世界看看,香港娱乐不只有刀光剑影和搞笑段子,还有一群疯子,敢把历史唱成歌,敢把记忆拍成电影!”

    “干!”

    汤碗碰撞。

    窗外,1980年9月18日的深夜,香港依然灯火璀璨。

    邵氏片场里,楚原导演拍完了《魔剑侠情》最后一场戏,演员们在卸妆。

    嘉禾那边,洪金宝终于想出了让僵尸跳迪斯科的点子,兴奋地连夜改剧本。

    新艺城的七个年轻人,还在为《最佳拍档》的台词吵架。

    而在深水埗这间老糖水铺里,一群“不合时宜”的人,正在计划:

    如何在十天内,用五首曲子,征服三大电影节选片人;

    如何在一个月内,拍出一部让亚洲流泪的电影;

    如何在三个月内,把几百个被遗忘的名字,唱进全世界耳朵里。

    陈伯端着新熬的杏仁茶出来,咧嘴笑:“后生仔,慢慢倾。日子长着呢,够你们做完所有想做的事。”

    是啊,日子长着呢。

    长到足够还清四十年欠下的债。

    长到足够建起一套,能让好故事生生不息的制度。

    长到足够证明,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娱乐可以不只是一种消遣。

    还可以是一种记忆,一种尊严,一种共鸣。

    华人曾在这个世界上,创建过两个人类史奇迹。

    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

    这两个人类史上的奇迹,在历史长河里回荡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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