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规律的轰鸣声像一首催眠曲。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北方平原，田野里还残留着未化的积雪。学期结束，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近乡情怯。”弗洛伊德老师坐在对面的空位上，观察着我的表情，“你似乎在担心什么。”
我轻轻“嗯”了一声。这是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心里既期待又不安。这半年里，我经历了太多改变——从懵懂高中生到初步找到研究方向的大学生，从依赖父母到学会独立生活。我不知道，这些改变在父母眼中会是什么样子。
火车到站时，天色已晚。出站口，父母的身影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妈妈不停地踮脚张望，爸爸则保持着惯有的沉稳，但眼中也闪着期待的光。
“小今！”妈妈一把抱住我，声音有些哽咽，“瘦了，是不是食堂吃得不好？”
爸爸接过我的行李箱，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回来就好。”
回家的车上，妈妈不停地问这问那：“宿舍住得习惯吗？同学好处吗？老师讲课听得懂吗？”
我一作答，语气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自信。当我说起我的梦境研究项目时，妈妈愣了一下：“做梦有什么好研究的？不如多花时间在正经功课上。”
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
回到家，熟悉的温馨气息扑面而来。妈妈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但这种温馨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改变。
晚饭后，我习惯性地要收拾碗筷，妈妈却拦住我：“你去休息，坐一天车累了。”
“没事的妈，我在学校也都是自己收拾。”
妈妈执意不肯，我只好作罢。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在她眼里，我可能还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高中生。
这种认知偏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愈发明显。
我想和高中同学聚会，妈妈坚持要我知道确切的地点和时间；我熬夜整理学期笔记，她一遍遍催促我睡觉；就连我穿什么衣服，她都要过问。
矛盾在回家第五天爆发了。那天我收到陈浩发来的邮件，讨论下学期可能合作的研究方向。我们来回发了几封邮件，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十一点。
妈妈推开我的房门，眉头紧锁：“这么晚了还在玩电脑？明天再看不行吗？”
“妈，我在讨论正事，关于下学期的研究......”
“什么研究非要大半夜讨论？”妈妈的语气带着不满，“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我愣住了，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您能不能不要什么事都管着我？我已经上大学了！”
妈妈瞪大了眼睛，像是被我的话伤到了：“我不管你谁管你？你看你，一上大学就学会顶嘴了！”
那晚我们不欢而散。
深夜，我独自坐在书桌前生闷气。弗洛伊德老师出现在窗边，月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很熟悉的场景，”他的声音带着些许怀念，“每个成长中的子女，都要经历与父母权威的这场‘分离战争’。”
“我不是要和他们战争，”我沮丧地说，“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看待。”
“但你知道吗？”他温和地说，“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这种牵挂，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妈妈的眼睛有些红肿。吃早饭时，我们都很沉默。爸爸看看我，又看看妈妈，轻轻叹了口气。
“小今，”爸爸放下筷子，“你妈妈昨天一晚上没睡好。”
我低下头，心里不是滋味。
“我们知道你长大了，”爸爸继续说，“但给我们一点时间适应，好吗？你妈妈不是想控制你，她只是......还不习惯。”
妈妈默默起身，去厨房给我盛粥。看着她略显疲惫的背影，我的心突然软了下来。
那天下午，我决定主动和解。我走进厨房，妈妈正在准备晚饭。
“妈，我帮您择菜吧。”
妈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往旁边让了让位置。
我们一边择菜，一边聊天。我给她讲大学生活中有趣的事，讲我的室友，讲我在辩论社的糗事，讲我的梦境研究为什么让我如此着迷。
慢慢地，妈妈的表情柔和下来。
“所以你昨天是在讨论学习？”她轻声问。
“嗯，”我点头，“那个同学叫陈浩，是我们系有名的学霸。他能找到很多我找不到的文献资料。”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其实妈妈知道你很优秀。你考上这么好的大学，还能自己做研究......妈妈只是担心你照顾不好自己。”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母的过度关心，背后是深深的爱与不舍。
晚饭时，我正式向父母介绍了我的研究计划，还有未来的学术规划。我尽量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解释梦境研究的意义。
爸爸听得很认真，最后说：“既然这是你想走的路，爸爸支持你。”
妈妈虽然还是不太理解，但也点了点头：“只要你开心就好。”
睡前，我收到原园的短信：“和我妈大吵一架！她非要看我手机！”
我忍不住笑了，回复道：“都一样。试着好好沟通。”
放下手机，我看到弗洛伊德老师站在书柜前，正注视着我和父母的合影。
“你知道吗，小今，”他说，“能够与父母达成和解，是心理成熟的重要标志。你做得很好。”
窗外，冬夜的星空格外明亮。我知道，家永远是我最温暖的港湾。而成长，就是学会在远航与归港之间找到平衡。
这个寒假，我既是父母眼中的孩子，也是即将展翅的雄鹰。而这两种身份，本就可以和谐共存。